据郑思肖记载“愿充虏吏，皆习蒙古书，南人率学其字”、“今南人衣服、饮食、性情、举止、气象、言语、节奏，与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似”，就是说蒙古人虽然没有强制，却塑造了提倡生活蒙古化的环境，几十年下来，也起到了和“剃发易服”同样的效果。
除了服饰上的变异，更加严重是观念上“华夷之辨”的逐渐消灭甚至颠倒，宋朝是因为民族对峙，对这方面曾有过警惕，北宋政府就多次下令，禁止民间穿戴“钓墩”、毡笠之类的契丹服饰，南宋时更加严格，绍兴二十一年，赵构下令禁止市井娱乐中的胡服、胡乐。
可是这些随着蒙古入侵全部消失甚至颠倒了，1274年蒙古侵宋檄文称“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投靠蒙古的无耻文人徐世绩、孟祺为了蒙古灭宋献贺表称南宋为“岛夷”、“三苗”、“蛮夷”。
甚至有理学正脉传承背景的刘因夸耀蒙古攻宋“杀伐武功”的《渡江赋》里称“蠢尔荆蛮，何痴而狂”，连文人都是这样，像张弘范这样的武将屠夫写出《过江》诗“磨剑剑石石痕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种情况在明初进行过大力整改，洪武初年尚宾馆副使刘夏(1314—1370)指出“内中国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理，人伦之大义。今天下污染日深，虽学士大夫，尚且不知此意。今后中原府州司县官，固当用衣冠署事，又召彼土一二父老，赐以冠巾，使北方之人，渐知华夷之辨”。
明初强调“华夷之辨”思想最强烈的学者是方孝孺，激烈程度起码在外面表现上已经超过了朱元璋本人，根本不承认蒙元政权的合法性。后来经过了土木堡之变，外患愈加严重，越来越多的学者著作中强调起了朱元璋“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历史功绩。
何乔新（1427年-1502年）《皇明条法事类纂》强调：盖自胡元入主中国，衣冠变为左衽，正音转为侏离，彝伦攸斁，人尽胡俗。仰惟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肇修人纪，扫胡元之陋俗，复华夏之淳风。去异服，而椎髻不得以乱冠裳之制；禁异言，而胡语不得以杂华夏之音。有余百年，国不异政，家不殊服，斯世斯民复见唐虞三代文明之盛，实我列祖之功也。
而这种思想体现地最激烈的要数成化年间陆容《菽园杂记》里的论述，只保留在上海图书馆的明刻本中，满清刻本被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