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仲夏的大上海，虽属海洋性气候，天气还是异常的热。
天热不如人心热，宋查理闪电式的婚礼便在这坐着也出汗的季节里举行了。仪式由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由于仓促，算不上很热闹。证婚人作了简单介绍，新郎新娘向来宾敬了烟、茶，然后一阵喧闹，把二位新人推人了洞房。
中午，由倪家出面举行了上海传统式的家宴。客人来了不少，坐满了五五二十五桌，几十道菜，大桶的高架泥酒，数以百计的亲友和宋查理并不认识的其他有势力的头面人物--他们是通过商业、银行、各种行业、军界以及朝廷里的熟人同他新结亲的岳家有来往的人。结婚对于宋查理来说，等于通往一个新世界的门已经微微打开。遗憾的是，没有史料记载表明，宋查理自己的家里当时是否有任何人从海南岛来参加这一盛典。要知道青红帮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有很大势力，如果宋查理的父亲或哥哥来参加是不会使人感到意外的。
举行完婚礼之后，宋查理便把新娘带到昆山去度蜜月。蜜月把情人们溶化为一起。当时薪金的菲薄，并没有影响小两口生活的甜蜜。他们15美元维持着生活、维持着这个刚建立的家庭。幸而新娘按习俗从娘家带来丰厚妆妝使收支相抵。这是宝贵的老本，包括那套金银首饰。她的家族还使来查理得以进入某种相当于英国伯爵地位的小圈子。他这时在中国的上层社会有了地位，眼界开阔了，可望充分利用他们的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所提供的机会已经到来。
新婚后的宋查理，时来运转。愁闷由欢乐代替，孤独变为伉俪相陪。人生竟像万花筒一般。
当时宋查理奉命继续在昆山任职，虽是同样的工作，但未查理已不再对前景感到沮丧了。对于那个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再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了。这不是别的，他胸中已经有了一个绝秘的计划。1887年11月4日他写给《基督教倡导者》的信，可以反映他那美妙的前景。
当时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仁慈的上帝一直对我很宽厚，我十分感激他。前景是非常有希望的。上帝的神灵正在快速地找到了通往他愚昧无知的子民的心灵的道路。我祈祷和希望上帝今年为了基督使我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德。
我们的中国布道团会议已经举行而且闭幕了。他们没有改变对我的任命。每一个人都继续担任自已管的任务。我回（昆山）再任职一年。依靠上帝的恩惠和帮助，我希望为我的世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我们在苏州为妇女开办的医院已经建成。但是主管人、内科医生菲利普博士正生病在上海。我们在上海英租界建的砖砌教堂正在进行最后的修饰。
中国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它已经制订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计划。政府正在考虑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广州的长铁路，行驶西方式的火车，另外还将在福摩萨岛修建一条铁路，运载朝廷军队到各个荒野的地方去制服该岛不驯服的部落。
我即将结束这封信，但是在结束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同过去不一样了--我已经结了婚。结婚仪式是由我们布道团的克拉伦斯·里德主持的。
“同过去不一样了”，这就是当年宋查理与倪桂珍的结合给他带来的巨大变化。可以说，宋查理的人生从此开始步人发达，及至后来的辉煌。
3．林肯纪念日那一天
当年，宋查理的天赋本来就使他不安心于毕生作一个平平凡凡的传教士，他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精力充沛，天性好动，情感强烈，易于爆发，加上他在缉私艇上练就的擒拿格斗功夫，他还爱动不动与人争斗。当初那些企图把他培养成一个终生传教士的人，如琼斯、穆尔、卡尔、马克谛耶等，都是一些善于处世的人，他们仅仅看到了他的聪明、机灵、多才多艺，以为他可以按他们的愿望塑造成型。殊不知这个海红袍的小同乡，内心深处最本质的品性却是胆大包天、旁若无人、蔑视传统。婚后的宋查理在适宜的环境里，这种勇于打破规章的天赋日滋月长，逐渐成为他性格的主流。而这恰恰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可宝贵的品格。当时旧秩序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侄桔，温良恭位礼让只会自我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