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辈明白。”希恩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吧？”宋庆龄转守为攻。
“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商讨，以后再作通知给您。”
“那好吧，我等着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所谓的美国广播公司的通知，只收到希恩先生的一封信，说是他等有机会再来拜访夫人，以听教诲。
事后，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完她开怀大笑起来。
此时邓演达也走过来称赞道：“夫人高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事实上，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推向蒋介石政权一边--这也是其小妹宋美龄的功绩。至少使宋庆龄对蒋介石政权的反对，不要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出，去封闭宋庆龄的嘴。
后来，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他是当时北平的燕京大学校长，在20年之后曾出任美国驻国民党中国的最后一任大使。司徒当年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从小就看着宋庆龄长大。他甚至于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通过她的忠诚的秘书、一个燕京的学生章克找到她。后来司徒还写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后，她已决定……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万应灵药，所以带着她的部属撤到柏林，在那里我在约一年之后见到她。”而在章克的记忆中，宋庆龄在柏林并没有会见司徒，而是回避他。她曾对章说，司徒像绝大多数传教士一样钦佩蒋介石，所以很可能是为蒋办事的。所以她拒绝见司徒，而是把一些有她亲笔签名的、同孙中山先生的结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给司徒雷登。
关于宋庆龄当时在德国的处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
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
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富裕尊荣生活的使者。她把他们所要提供给的荣誉看作是对她丈夫的主义的背叛……在中国各地开会之前都要向孙逸仙博士遗像行三鞠躬礼……通过家庭的关系以及通过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拒绝了，她在政治上断绝了同家庭的关系--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行动。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著名的中国革命者来找她的，都被造谣说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美丽文雅、仍在最动人的三十以上年华的这位妇女，由于她自已过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过未来的寂寞岁月。但是，谣言跟随着她，尽管这些谣言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
的确，在宋庆龄离沪流亡的那些日子里，她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谣言无时不刻地在包围着她。
宋庆龄在柏林的日子，深居简出，尽量把自己埋下去，留下一个空间，来平静自己也平静生活。但是宋庆龄毕竟是“总统的夫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势力，都在竭力争取她以装门面，这些常常使宋庆龄处在烦恼状态中。
一天，声称南京政府驻德大使馆参赞登门求见。宋庆龄挥手对秘书章克说：“不见！不见！”
章克出来向对方说：“夫人身体欠佳，正在治疗。”
对方也有办法，在身后推出了宋庆龄的小弟宋子安，当时小伙子20岁出头，长得很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