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点章克很敬佩。她当时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达批改，并开始用中文写作，而且取得明显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宋庆龄的一些中文文章写得很美，有独特的风格。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不久从国内来的朋友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太虚。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摧毁国内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只是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气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以采取新的行动。
当时，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年一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次出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实践，研究苏联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当时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解决占中国80％的农民贫困落后的问题，即土地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但怎样实现这一主张，则还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出发，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是家庭，要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改善农民的生活，首先应该着眼于农民的家庭，即提高每户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好分田到户，由农民自己来管理和经营。每户农民在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指标后，有权种植自己所需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政府不得干涉。只有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工业所需要的初级原料才能充分保证，工业才可启动发展。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邓演达当时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为了这个。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必须自辟溪径。
历史后来将显示，邓演达当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却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没有结果的。宋庆龄尽管尊重和钦佩他，却坚持依靠共产党作为实现所求变革的主要杠杆。这也是当时两人的分歧所在。
宋庆龄来柏林，一住就是3年，并在那里渡过了3年多平静的读书生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说她的莫斯科之行未达目的的话，那么柏林之行，在邓演达的热情帮助下，她在读书研究中，尤其是对中国土地革命的研究中，却大大地充实了自己。
当时，柏林与莫斯科一样，宋庆龄受到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各种冲击，又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仍旧保持镇定，以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从而显示出她的原则性、政治敏锐和处事才能。
但不久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宋庆龄来德后约一年时，即是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特从美国来到柏林亲访宋庆龄。来德后希恩住在柏林饭店。本来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生活，不想接见他。因为希恩是位比较有学识的美国记者，对中国人民也算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宋庆龄也是看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们的会见是在一个秘密处所。当时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您，听听您对中国国内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说：“作为逃亡之人，哪有什么高论？我只不过是遵照中山先生的教导，在这里平静地读一些书，充实一下自己而已。”
“美国是您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希恩采取了攻势。
“这不错，当年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望夫人能给我个面子。”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是要求您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该公司就可以付您50万美金的优厚酬劳。”
“这样的优厚待遇，我受之有愧啊。”宋庆龄摆摆手拒绝道。
希恩一听有门儿，立时便道：“夫人，这是真的！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合同。”
“不！”宋庆龄道：“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清贫，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真的有钱的话，就请捐给中国人民吧。中国人民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眼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夫人风格高尚，实今晚辈佩服。”希恩连连点头。“我指的当然不是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提供武器来屠杀人民。”宋庆龄特别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