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认为妇女“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更可贵的是，她没有把妇女运动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争取妇女与儿童的权利上面，她说：“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最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显然，这篇论述妇女运动的演说，是宋庆龄1913年在美国《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现代中国妇女》的文章后，11年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成果。当时她的许多重要论断，为以后世界妇女运动发展所证实。这篇演说，当时日本各大报纸均有报道。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曾在现场亲耳听过那次演讲的岛越文子，在57年后的1981年时担任了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她回忆当年情景说：“讲演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不仅如此，这篇演讲对宋庆龄此后漫长的革命道路来说，可以看作是一块里程碑，因为它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公开发表的政治演说。它表明经过10年来孙中山的帮助和在工作中的锻炼，她已经克服了生性腼腆的弱点，而具备了政治家的风度，结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生活。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时，她总是在他身旁静静地听着。据说，每次公开露面之后，由于腼腆和缺乏经验，“她常因感情激动而精疲力尽，不得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
宋庆龄演讲后，孙中山先生又为女子高等学校题写了“天下为公”4个大字作为留念。该校把这个题字视为珍贵文物，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纪念室里，并已列为该县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华侨还特地将这4个字刻为石牌，竖立在当年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参观过的“移情阁”，供人参观。1983年，经过修复的“移情阁”，已作为孙文纪念馆，陈列孙中山先生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参观。
当时孙氏夫妇在神户停留了3天，于11月30日又转向天津的旅途。孙中山禁不住心情的兴奋，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想着再有一周时间即可以到达目的地--北京。这时，宋庆龄轻步走上前来：“先生的感冒还没好透，别让风再吹了。”说着，便把一件呢制军大衣给他披在身上。
“谢谢夫人，有你在身旁，我没有什么可以担扰的啊！”孙中山先生哈哈大笑，殊不知此时病魔已在向他进攻。
当年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2万余名前来迎接孙大元帅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和主要街巷。孙氏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并挥手致意。当时在那数万群众中，其中也有一名女大学生，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邓后来曾在回忆中深情描写到：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你（宋庆龄）。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令仍然清晰如初。
就在抵达天津的当天晚上，孙中山先生突发高烧并且肝病暴发，实令宋庆龄不安。孙中山在天津度过了治疗的26天后，病未痊愈便于12月31日乘火车到北京，当时车站上聚集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中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以表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不是为争地位，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棋瑞却旧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国公使馆说，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对此怒斥道：“我在外面讲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北京的协和医院，位于北京城中心，是当时最先进的大型医院。此时，孙中山已由北京饭店转移到这里就诊。到1925年1月该医院已明确诊断：肝脏肿转为肝癌后期。
那一天，夕阳西下，像滴遗憾的叹号，融入了北京城的西山。恐怖的死亡之夜步步追逼，落霞的余辉挤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室。经治疗后的孙中山先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脸上露出微笑，不无幽默地说：“我和列宁见了一面，列宁没有收下我这个弟子。”
“大夫，还需要手术吗？”守在床前的宋庆龄急问大夫。
“手术方案已经定下来了，请夫人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大夫回答。
1925年1月26日动了手术，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精神尚好。当时各种慰问电函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宋庆龄日夜守护床前，亦明显显出消瘦来。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到此信，千里迢迢特意赶来襄助宋庆龄，使孙氏夫妇在身心和精神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