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4年大学生活中，她学了法语和音乐（理论、小提琴和钢琴），还选修了文学、历史、植物学、英文写作、圣经史和．讲演。此外，1916年夏天，她在佛蒙特大学选修教育学，也获得了学历。
由于宋美龄幼年开始多年远离祖国，在美国度过了其性格成型的时期，已经变得非常的美国化，以致当时她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了。“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这是她在韦尔斯利大学常被引用的口头禅。
5．兄妹异国情
当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宋美龄仅仅读了一年便转学走了。当时她转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1913年春季期末，宋庆龄毕业返回祖国。因为大姐宋蔼龄早在几年前已返回，于是此时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只剩下宋美龄子身一人。不久，1913年，宋美龄转到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成为该校一年级的学生。
当时宋美龄转学的另一个原因是，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离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哥哥宋子文比较近，兄妹可以互相照应。
宋子文是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继宋蔼龄和宋庆龄之后的第三个孩子，也是他们的第一个男孩。能对女儿进行开明教育的父亲宋耀如当年对儿子宋子文的教育更没有丝毫疏忽。1912年宋子文在圣公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父亲即把他送进了当年誉冠全球的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宋子文比小妹宋美龄大5岁，眼下在远离父母的异国他乡，哥哥理所当然便成了小妹的保护人。
宋子文能考入哈佛大学的功底，按说应该比宋氏三姊妹基础好。这也是其父亲宋耀如的刻意追求。虽然当年在宋氏家中，男女都一样，但宋耀如还是对长子宋子文格外地下了一番功夫，宋子文自幼就吃了“偏饭”。在幼年时，宋耀如专意为宋子文请了家庭教师，然后他又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少年班，基础一直打得比较牢。
圣约翰大学，是当年美国基督教在上海开办的大学，师资力量较强。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立案，设有神、文、理。医、工等学院和研究院。当时，在中国设有许多教会学校，而圣约翰大学是最出名的一所学校。因当时中国并不开放，敌视西洋文明，因此在中国招生人数极少。而作为最早开放的宋耀如--这位上海当年名声赫赫的大实业家（当时也叫“资产阶级买办”），偏不信邪，坚持把大儿子宋子文送到圣约翰，这是相当有眼光的。虽然也遭到上海同行的讥讽，可宋耀如并不在意：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尤其可贺的是，后来宋子文也不负父望。在圣约翰大学毕业时，他的中、英两种语言运用娴熟，可谓炉火纯青；并且无论知识面还是用英文演讲，都曾使美国老师大为惊叹。
由于宋子文基础较好，进入哈佛大学后各学科的成绩一直保持名列前茅；老师常常夸奖，自己学得也上劲。用当时他的话来讲，“学习对我来说，是一种兴趣，并没有压力可言。实际我只用了60％的劲，却得到百分之百的收获。”课余之暇，宋子文常到市郊小妹的学校去玩。因为当二姐庆龄回国后，他实际上已成了小妹的保护神和监护人。当年小妹宋美龄住的五德楼如果有记忆的话，每个周六晚上，宋子文都准确无误地出现在这栋洋楼的台阶上。每当听到哥哥的皮鞋声，宋美龄也总是迎上前去，兄妹情谊尽在不言之中。久而久之，宋美龄也通过哥哥的关系，认识了当时不少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作为异国求学的莘莘学子，当年他们以“中华民族”4个字牵线结情，形成了一股“东方派系哥们姐们”并且亲情、爱情、友情也在此时萌生出来。
1914年夏季的一个周日，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门前。
那天宋美龄正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等哥哥出来接她，迎面走过来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留学生。此人亦是宋子文班上的同学，人长得一表人材，且气质非同凡响，名字叫做刘纪文。当彼之际，那刘纪文冷丁撞见宋美龄婷婷玉立在那里，并且体态丰满、妩媚动人，不禁心下一阵激动，脸上也腾地红了起来。
“小姐，您是子文兄的小妹吧？”刘纪文手里拿着一份时髦杂志，凑上前来主动问道。
“您认识我？”宋美龄不无娇羞地答了一句。
“哦--我和子文兄是一个班里的同学，他马上就出来了。”刘纪文解释道。
此时宋美龄偷偷地打量了一眼面前的这位男青年，就见他颀长的身材，白晰的脸上洋溢着一股青年男子常有的英俊之气，仿佛雕塑家手上的那个“大卫”似的。说句实话，随着宋美龄逐渐长大成人之后，她留心注意的男孩子也不算少了，但往往都如过眼云烟一般。而眼前这位风流萧洒的英俊青年，不知怎么竟一下叫她产生了“白马王子”的遐想。
当下两人正在尴尬的时候，宋子文走过来了，并热情地道：“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友，同班同学刘纪文，经济系的高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