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蒋夫人宋美龄也应陪伴丈夫同往西安的，只因那几日她身体不适，正欲赴上海治病，故蒋介石未允其与之同行。
张学良则是两日前自西安飞抵洛阳的。
张此次飞洛面见蒋介石，本是要向蒋说明西安情形紧急，恐生变故，并请蒋介石移驾古都临机处置的。不想见面后，两人话不投机，再度因为“剿共”抑或“抗日”等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当时，张学良恳请蒋介石考虑停止“剿共”并同红军联合抗日，同时张还请求蒋介石释放刚刚在上海被捕的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孰料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一片忧国赤诚根本不买账，他声色俱厉地训斥张学良，当即令张学良十分难堪。尤其是蒋介石当着张的面仍顽固表示，他决不停止“剿共”，更令张学良齿冷心寒。那一日两人终致不欢而散。
当时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是太性急，是幼稚“无知”，是根本不能领会他蒋某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此前几天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慨叹道：
张学良要求带军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其次之理，何其茫然，可叹。
蒋介石在日记中所谓的“张学良要求带军抗日”，指的是同年11月27日张学良给他写的一封《请缨抗敌书》。当时张学良在书中写道：
……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受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摩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委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待命，无须喋陈。乃比大军调赴前线者，或已成行，或已到达，而宠命迄未下这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惊。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想，为国家尽一份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属情绪所迫，造经不避嫌忌，直言陈情，业蒙开诚指诲，令体时机。故近月来，对于个人或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委座领导下，为抗日之前驱，成败利钝，因所不计。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已难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必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在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万余人，拥护委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
以上张学良这封可谓披肝沥胆的《请缨抗敌书》送至当时蒋介石在洛阳的行辕后，得到蒋的反应竟十分冷淡。蒋介石仅在张的《请缨抗敌书》上批了区区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当即搞得张学良是耸肩摊手哑然无语，可谓绝望已及。
尽管如此，当时蒋介石心下还是清楚地意识到，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东北军的动态，已不可等闲慢怠，掉以轻心。因为那一段时间里，戴笠的特务系统已不止一次地跟他汇报过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前线同中共的红军之间实际上的休战状态。虽然，蒋介石最初听了汇报后尚不以为然。他自信地以为，张学良暨东北军不过是因为东北家乡沦陷后的抗日复仇心切，为意气所动，才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但毕竟夜长梦多，蒋介石也担心拖延时日激出变故。所以这一次尽管同张学良又吵得挺凶，但他还是决定再度飞临西安古都，亲自出面安抚东北军和西北军，以求最终“统一军心”，完成他那蓄谋已久的反共大业。当时蒋介石的心情，在他赴西安前一日的日记中亦有所流露：
东北军之真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亦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
12月4日午后，蒋介石飞临古都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