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知县舒邦儒来收拾残局，在踏入徽州府的时候，就遇到县民程文昌、胡文盛，“合县里排、耆老、民人等拥道递呈，民情忿怒，鼓噪不服。”
示威还不够，婺源之后直接堵住了县衙，自己占了紫阳书院的场地，搞了个议事堂，开始领导民乱，“聚者已盈数万，鸣金约党，竖旗结盟，挟求申豁。于时道路禁阻，文移隔绝。”
闹了许久，这个议事堂开始“征集捐款”，每一石粮米征银六分，用以“维持部众运营”。
休宁那边更过分，聚集了上万人——“将木梯搭上县首屏墙，揭去原给告示，藏匿在家。复扇［煽］乡愚入集公寓，赴诉求理，仍与门外呐喊鼓噪，求其必听。”
期间不但打杂抢烧，还占据了县衙，挟持了县令，公然插起了一杆黄旗。
这时候五县反正都大差不差，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复行聚集乡村愚民、城市棍徒，执旗喧哗”
具体在，邵庶：《邑令延平陈公去思碑》，万历《休宁县志》卷 7《艺文志·记述》，抄明万历刻本。
甚至连五县的驻军都被吓跑了。
驻军的把总赵涞是歙县人，更是连夜逃回了歙县，给兵备道说五县要造反，待不下去了。
五县听到自己被打成造反分子，直接有样学样，反咬一口说歙县要造反。
他们挟制县衙，开始朝外派发公文，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诸布政司发函。
信中说，五县遭到了数万歙贼的攻打，县令被抓了，连兵备道都被围了，不日就要占据徽州府，越境四出，争夺天下。
一时间半个南方震动。
民乱到这个地步，应天巡抚才终于决定调动兵备道弹压，一面出兵守境，一边公文威慑——“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决不姑息。”
事情眼看不可收拾，风闻奏事的御史自然听了风声。
当即上奏朝廷，说闹这么大，要解决根源才行，丝绢案到底公不公道啊？是不是殷正茂偏帮乡人啊？
五县好歹是将统战价值打出来了。
文华殿下来诏书，让徽州府重新合计合计。
第一轮合计，说这笔丝绢税，咱们按人口均分，歙县出4145两，五县出2000两，剩下500两府衙想办法，行不行？
五县眼睛一瞪，嗯？
徽州府无奈，只好说，府衙征收的某项军需，其实每年结余1950两，以前都是提留的，之后上交给朝廷抵补五县的份额好了。
府衙出钱，终于把六县哄了过去，歙县均分了，五县又没有实际承担。
至于剩下五百两，最后由兵备道小心翼翼出面说，自己这些年收徽州府的军需，不小心重复收了两笔，以后我只收一笔，正好省出来五百两——也就是前文说到的“协济税”了。
具体分配在程任卿:《丝绢全书》卷 6《奉都院吊取各邑认状宪牌》，第572页。
事情到这里基本也就结束了。
朝廷本想追究在这件事情里面出力的豪右，但诏书到了徽州府，衙门回文给朝廷《本府回无豪右申文》，没有豪右，自然也就没得人抓嘛。
最后帅嘉谟还是充军，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
反倒是搞议事局的程任卿最犯忌讳，直接给首领判了斩监候，死缓。
当然，在明朝搞民乱一般是不会死的。
议事局程任卿在牢里没事干，就把这件事的资料搜集起来，写了一本《丝绢全书》。
而程任卿本人，得到了余懋学，也就是文华殿上打架那位的救援，改判充军，后来立了功，升任把总，衣锦还乡。
当然，还有一条朝堂争斗的线，期间，歙县举报五县民乱是余懋学干的。
余懋学勃然大怒，说张居正授意要害他和尚宝司卿汪文辉，因为张居正授意了应天巡按郑国仕，务必牵扯到他余懋学身上。
还有殷正茂，也给徽州知府写信，暗示余懋学和暴乱的关系，乡里争不赢可以到朝堂上来见分晓。
王锡爵、陆光祖、李世达则替余懋学做了说客，上门劝说双方罢手。
反正朝廷那段时间也闹得挺热闹。
不过因为文人奏疏里，往往夸大其词。
所以朝堂这条线，听听也就好了。
ps：不要觉得作者发单张耽误更新，事实上，发单张恰好说明了作者正坐在电脑前，并且打开了作家助手啊！这是何等温馨的场景，听懂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