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读者感兴趣，这里说一下丝绢案后续。
历史上的情节走向，在万历年之前，都与本书描写的一致。
大概就是嘉靖年间有人以“丝绢均摊五县”而上访，不过巡抚巡抚，到当事人，全都被徽州府拖死了也。
然后帅嘉谟在隆庆四年开始到巡抚衙门上访，海瑞批复之后十五天就被调走了。
再之后帅嘉谟到南京上访，先是找了一个姓宋的御史，得到了都察院的支持，批复为“均税”，南京户部模棱两可，让徽州府彻查，给个方案。
遗憾的是帅嘉谟回去的途中跑路了，去了千里之外的湖北江夏——这里是他事后自述的“回途遇害，羁縻远避，未申情款”。
没了当事人，事情肯定又拖住了。
一直到了万历三年三月，事情峰回路转。
因为户部送了一道文书给南京巡抚，说“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
也就是说，皇帝想追究这个事，考虑到历史上这个节点的政治环境，合理推断是张居正的意思——毕竟当初帅嘉谟奏陈此事的时候，就用了新政做筏，反正就是苛捐杂税跟一条鞭法的国策有悖。
总而言之，公文到了巡抚衙门，力度立刻就不一样了。
巡抚衙门这次没有轻飘飘的批示，而是发了一道宪牌，先是把逃到湖北的帅嘉谟找了回来，然后徽州知府立刻召集了六县议事。
具体在《丝绢全书》卷1《徽州府行县催议帖文》，《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457页。
歙县一方还是那两个观点。
第一，会典以及户部公文，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没说那就应该均摊。
第二，“人丁丝绢”被人篡改成了“夏税生丝”，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
联名了好些大员，也就是书中那一堆。
五县一方同样翻阅典籍文册，还核对了本县的黄册留本。
数据就是书中的那一套，就不贴了。
反正得出几个结论，包括这笔丝绢本就是歙县的欠账，跟其他五县没关系。
也包括浙江的例子，虽然会典没说，但专收一县特产很正常，还把歙县抛荒的桑田都找了出来。
这些都附在《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之后，数据非常翔实，可以说占尽了上风。
但是这个时候歙县开始耍赖了。
歙县一个叫许一纯学生说，说黄册都两百年了，有本地衙门篡改的可能性，真要比可信度啊，还得看咱们大明会典。
这下双方越吵越激烈。
无奈之下，就组了一个百人代表团，去南京户部翻阅黄册原本。
当然，县里面能存好的资料，南京户部就不一定了，黄册理所当然地遗失了。
这下就没了办法，双方回到原点，又开始各执一词。
五县说我数据对得明明白白，足以将歙县的理论批得体无完肤。
歙县就说，反正大明会典没说让咱们县单独交，至于你的数据来源啊？黄册都是民间自己搞的，做不得数——“切思《大明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黄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
巡抚衙门虽然不能分辨，但毕竟是圣旨给的压力，自然也有所偏向。
于是，就紧紧抓住“均平”这个新政关键词，通过一系列算法，把丝绢税均摊五县了。
也不是简单的均分，而是歙县的6145两税，分了5260两给其他五县——具体在《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 2期）里面有写到。
五县自然不能接受，就一个劲骂户部尚书殷正茂，偏帮乡人，什么“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什么“生子无孔，神人之相”，一个劲地骂。
徽州府见事情闹得凶，又跟兵备道合计，把五县的5260两改成了3300两，算是歙县和五县均分。
各退一步的和稀泥自然是好，殷正茂批复说“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
同时也得到了司礼监的朱批同意。
但五县不肯和稀泥啊，说我数据都找出来了，大明会典的案例也找到了，歙县桑园都扒拉出来了，你跟我说要和稀泥？
圣旨转送到婺源县，代为处理政务的通判徐廷竹就被老百姓逮住了。
数千人手执木棍、火把，把徐通判守了一天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