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东西看起来像一个加厚版的笔记本电脑，外接了一个可折叠的天线支架和一堆缠绕在一起的同轴电缆。
他把设备箱放在机舱门旁边，开始往上面接电缆，手指在低温下操作细小的接口，动作仍然是精确的。
“这就是那个矿用穿透通信设备？它有效距离多少？”段景林问。
“理想条件下两千到两千五百米。
矿区岩层以砂岩和页岩为主，对信号的衰减系数是每百米大约三到五分贝。
选矿厂地下到地面垂直厚度大概四十米，信号穿透没问题。
但地下巷道水平延伸十二公里——如果渗透组走到超过两公里的位置，信号会开始不稳定。”克劳福德一边接电缆一边说话，眼睛没有离开手里的接口，“所以我需要在地面布置至少两个中继节点。
一个放在通风井入口，一个放在选矿厂南侧停车场边缘。”
“中继节点谁来布置？”
“我。”克劳福德抬头看了段景林一眼，“我跟着佯攻组一起行动，在佯攻组到达停车场的时候布置第二个节点。”
施泰纳从机舱里跳下来，手里拿着三份拷贝好的地下巷道地图，分别递给杜瓦尔、常小北和施密特。
地图上被他用德语标注了每一个岔口的预估位置和坍塌风险等级——红色代表高概率坍塌，黄色代表部分坍塌，绿色代表评估为通行安全。
“我标注的依据是去年的矿业评估报告和近期的微震数据。
但去年到现在又过了一年，矿区的微震频率在阿克兰内战期间有所增加——大概是重型武器和炸药的使用导致了人为诱发地震。
所以即使是绿色标注的巷道，也可能在去年之后发生了新的坍塌。”施泰纳说话时用指关节在地图上敲了一下，“在地下的每一次转弯之前，先派一个人用探地雷达扫描前方二十米的稳定性。
探地雷达我放在施密特的背包里了。”
太阳终于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冒了出来。
西伯利亚冬季的日出没有壮丽的霞光——太阳只是从雪原尽头的那条白线上浮出来一个模糊的橘色轮廓，光线很弱，弱到被云层和雪雾反复漫反射之后，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
整片原野变成了一块漫无边际的白色幕布，飞机跑道是幕布上唯一一条有方向感的灰色线条。
七点整。
螺旋桨开始转了。
先是缓慢的、一顿一顿的转动，每转一圈都能听到叶片切开冷空气时发出的呼呼声。
然后转速逐渐加快，呼呼声变成了嗡鸣声，嗡鸣声又变成了咆哮声，螺旋桨的直径变成了一圈透明的银色光晕，跑道上的雪被桨风吹起来，形成了一道横向的暴风雪，打在所有站在跑道旁边的人身上。
华国队的十二个人排成一列跑上尾门。
法国队紧随其后。
然后是德国队，意大利队，西班牙队，英国队。
机舱里的座位是沿着舱壁两侧排列的折叠椅，座位上铺着军绿色的帆布坐垫，坐垫上还残留着上一批乘客留下的体温——或者说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温度下什么体温都留不住。
常小北在靠舱壁的位置坐下来，把枪竖着放在膝盖之间，用大腿夹住枪护木。
他的对面坐着杜瓦尔，法国人的膝盖上摊着施泰纳发的地下巷道地图，正用手指沿着一条标注为绿色的巷道反复描着——不是在看路，是在记路。
杜瓦尔的手指每描完一段就停下来闭上眼睛，在脑子里默记一遍，然后再睁开眼睛看地图，对比自己的记忆有没有错漏。
段景林和方岩坐在一起。
方岩把左腿伸直了搁在一个弹药箱上——伤口在肿胀，他把创可贴撕下来重新换了一张，撕的时候创可贴连着伤口边缘的血痂一起扯了下来，他眉头皱了一下，没出声。
段景林递给他一卷新纱布和一小瓶碘伏——是从常小北的急救包里拿的。
机舱前部，施密特正在教贝内代托几个关键的德语攀爬口令——不是施密特闲得慌，是施泰纳之前特意交代过，在地下巷道里如果通信中断，渗透组五个人需要用口令协调攀爬节奏。
杜瓦尔提了一句可以用英语，但施密特说了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没再反对——“我在紧张的时候会忘记英语，但永远不会忘记德语。
你们要的是快，不是正确。”
刘洋和周锐坐在机舱尾部，两个人中间放着一袋从食堂带出来的水煮蛋和几个馒头。
刘洋把馒头掰开，在中间夹了一片培根，递给周锐。
周锐接过去咬了一口，嚼着嚼着突然停下来，看着舷窗外面正在飞速后退的西伯利亚雪原。
“你说，阿克兰那边下不下雪？”
“查过了。
阿克兰纬度比西伯利亚低，冬季平均气温零下五度左右，矿区海拔稍高，可能有积雪。”刘洋把鸡蛋壳剥干净，一口吞掉半个鸡蛋，含糊不清地继续说，“比这边暖和多了。”
“那就好。”周锐继续咬馒头，“冻了这么多天，换一个暖和点的地方打仗，也算是一种福利。”
机舱里没有多少人笑。
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所有人都在专注于自己该做的事——有的人在看地图，有的人在检查装备，有的人闭着眼睛在睡觉。
但在周锐说完那句话之后，机舱里的空气确实松动了一点，像是一根被拧得太紧的弹簧被人用手指弹了一下，弹簧还在那个位置上，但嗡嗡的余音散去了一些。
秦渊坐在机舱前部的折叠椅上，手里没有拿地图，也没有拿装备。
他在看手里那张被折了好几折的电报——就是昨天晚上中尉递给他的那张。
他把电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