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藻继续说，不只藩王的庄田是这样，就是原先的皇庄其实也是这样。嘉靖改革后，皇庄已经改叫官田，如今已经没有了皇庄的名目。官田的佃农就是实际上的田主，地租也是官府收取，太监不能插手。地租数额也远小于民间，只相当于赋税甚至更少。即便以原先皇庄对应的官田，皇宫里能获得的收入也就是每年五万两银子左右。
崇祯又问蜀王府是什么回事，李之藻说具体情形没有去过蜀地调查不敢肯定，不过看过正德年间在蜀地巡抚的王廷相一篇文章，里面说蜀地百姓偷逃国家赋税习以为常，“民以逋欠为常，官以姑息为德”、“蜀民逋税习风久矣”，很多地方税收百分之七十都逃掉了，只缴纳百分之二三十。
他估计所谓的蜀王府占据百分之七十的耕地云云，应该是当地百姓偷漏税的托词，有问起税收的，就假称这些土地是蜀王府的，其实蜀王府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些土地。如果说蜀王府真的占据了地方上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那是不可能的。否则靖难削藩的事情早就重演了。
崇祯又点了点头，李之藻这个解释和分析是合理的，藩王兼并大量土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崇祯再次看向了罗雅谷，说起了明朝商人税轻，有很多巨富，如果暴富以后，大量购买兼并土地，也未必比欧洲拥有大量土地的领主差多少吧。这次罗雅谷还没有说话，旁边的汪汝淳先提出了异议。
汪汝淳说自己就是商人，父兄和同乡好友经商的非常多，以他在家乡和其他地方的见闻，明朝商人并不喜欢多买土地。虽然农业税比商税多一些，可是以他的经验，商人不喜欢买地的主要原因是不仅没有时间自己种地，雇佣监督别人种地收租也非常麻烦，尤其在明朝更是这样。以前的朝代，田主和佃农之间还有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有尊卑主仆的区别，打起官司，官府大多也帮田主惩治佃农，可是在明朝不是这样。
《大明律》规定田主和佃农之间没有尊卑主仆关系，更明确规定田主不能无偿役使佃农，否则要受到处罚。就是把田主和佃农视作法律地位平等的双方，只存在经济上的交易关系。
崇祯又看向李之藻求证，李之藻证实了汪汝淳的话，《大明律》里明确规定衙门官吏出使人员役使平民抬轿杖六十，下级部门配合照办的减一等处罚。民间富户役使佃农抬轿的也是同样的处罚杖六十，外加赔偿每天六十文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