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根据本人之研究，一切历史都有其特殊的发展环境，如本朝开拓云南之历史，与唐宋开拓云南之历史迥然不同，而本朝治理云南之方式，自然也与唐宋迥然而异。”
“这并非本朝之儒学与唐宋之儒学有何区别，而是文明中心在向外推崇新制度时，总会受到当时当地的各种因素所影响，于是为一个文名提供其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无一不是在文明和野蛮的碰撞中产生的新鲜事物。”
“可以说一切历史、制度文、明之演变，都源于这种偶然所得。如此说来，煌煌一部华夏文明史，如何不可说成是一部开拓史？大部分朝代都起于微末，而新政权开拓之中创造新的统治方式，是以文明、技术不断精进，我华夏文宗得以绵延也。”
“此非是以夷变夏，而是华夏文明自古的继承发生之方式……”
王文龙的这篇回复与其说是回信，不如说是边疆理论的深入解析，直接给写了两万多字，印了整整两个版面。
特雷德里克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被王文龙给抄完了，还被塞入不少后世美国学者给边疆理论打的补丁。
那些看了会讲文稿而被吸引的文人读了王文龙的这篇解释文章后，发现他们之前对于边疆理论的理解还是很肤浅，这理论有很多值得深挖的地方。
而不喜欢这理论的文人，也惊讶发现他们之前找到的边疆理论的弱点，大部分都被王文龙给化解掉了，让他们想批评都找不到抓手。
边疆学说会被批评也不是没有原因。
边疆学说的软肋就在于它太过于强调文明和开拓的关系，似乎认为一切创新都来自边疆。但任何文明都是由自己的祖先继承而来，无论怎么开拓，都不能脱离本文明先贤的影响。
如果完全按照边疆学说的理念，大明是由朱元璋的政权开拓自己的边疆得来，和唐宋元朝完全没有关系——这显然是错误的。
王文龙不想落下这样的口实，他在提出边疆假说时就给自己的论点加了个限定词：“新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在开拓边疆国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至于这个“很大程度”是多大程度？王文龙主动忽略了。
边疆理论在舆论圈子中火了，但真正能看到这理论重要性的还得是参与过开拓的文人，比如处理过边境事务的文官。
王文龙前世的老美利用这套理论确定了自己国家不断扩张的民意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理塑造，哪个国家的老百姓能支持自己国家在海外建立几千个军事基地？
虽然文人群体中有不少人对边疆理论并不支持，但真正在边境上呆过的官员看到边疆理论时心中无一不是震撼的。
李化龙如今已经结束丁忧，掌管兵部并且协理京城戎政。旬休之日，李化龙来到自己的亲家，通政司右通政王永光的家中。
“于田，你总算有时间来走动了。”王永光笑着欢迎。
李化龙苦笑摇头：“军中事务繁忙，难得偷闲。”
李化龙真不是找借口，上任新工作后，李化龙才发现协理京城戎政这份工作有多难做——京营太烂了，为了能让这个消耗大量银钱养出来的军队有战斗力，李化龙几乎跑断了腿。当然也有轻松的法子，那就是不管手下的京营有多烂，裱糊下去，但这并不符合李化龙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