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正式就藩洛阳以来就曾被赏赐大量田地，而在这些年中又疯狂的扩大自己的土地面积，而无论是之前的明神宗还是现在的崇祯陛下，都并未加以管束，造成民愤极大，不单民心如此，军心也不稳固，早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四月十四日夜，洛阳福王府随封军校七八百名，就曾在千户龚孟春的鼓动下，“齐至东门，挟赏鼓噪，震动地方”。
原本历史上崇祯十三年的时候，福王朱常洵据记载就非常吝啬，河南大荒，人相食”，他竟置若罔闻，“不赈一钱”。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史载：“援兵之过洛者，口语籍籍，或詈道中，曰：‘王府金钱百万，厌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当时乡绅、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居于城中，“闻之”，以“大计”相劝，要他不要当守财奴，他根本听不进去。这种情况，不言而喻，是为李自成的攻城取胜提供了有利条件。
到了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起义军开到洛阳城下，“攻西北隅甚急”，夜，明将总兵王绍禹所率守城兵倒向起义军，“开北门”，起义军进入城内。朱常洵匿于迎恩寺，第二天被起义军抓获。
起义军对他非常痛恨，将之杀死后，福王府的财富成了起义军的战利品。李自成根据李岩、牛金星的建议，“发福邸中库金及富人之赀，以号召饥民”，在发放粮食及金银时，李自成对众人讲：“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令饥者以远近就食。男子二十以上愿从军者，月食四十金，敢能为将者倍之。从我可富贵，无为交手死。”这番话正好说到了贫苦大众的心坎上，所以人民纷纷响应，“奔走赴之者百万”。
而此时仅仅崇祯二年四月，虽然也有天灾人祸，地方上矛盾却没那么尖锐，可同样的，因为成平日久，再加上民众军进军速度太过迅速，此时的大明腹地各处要不然就是兵备废弛，要不然就是无兵可用，所以当民众军突破潼关往东直奔洛阳而来的时候，挡在路上的各地县城卫所，几乎都是一触即溃。
在这种危机时刻，时任河南巡抚的范景文，做为历史上李自成破京师时全家投井自杀殉国的忠臣名士，也深知名城洛阳的重要性，他在崇祯初年即被举荐，征召为太常少卿，因关中局势紧张，他被崇祯二年年初就被升职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练兵至此时已经足有上万人之多。
做为崇祯一手提拔起来的高层官员，他在听闻潼关失守后，就判定民众军必然东出洛阳，所以一刻不停的开始调兵至洛阳，决心要在洛阳与民众军决一死战。
结果，范景文与之前的众多大明名臣大将一样低估了自己与民众军已经形成的深不见底的代差，无论是组织度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超想象，派出去的精锐哨探反馈的消息寥寥无几，死伤却已大半。
崇祯二年四月三十日，距离潼关五百里的洛阳迎来了第一军的先头部队，灰蒙蒙的天空中，一架双发螺旋桨赛斯纳-402型飞机从洛阳上空缓缓飞过，这种双发活塞式9/10座客货两用型运输机在美国属于老式私人飞机，早在1985年就停产了，不过由于结构足够简单，对于起降场地要求也低，就被北美分部弄过来做为远程侦查使用。
一位身材中等，穿着普通军装的杨泽明举着望远镜扒着窗口从飞机的舷窗往下目不转睛的观察着，他腿上平放着一个硬面的记事板，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根黑笔，时不时的记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