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个经济问题，这已是经济学家的共识。当年蒋介石要独霸天下，即知银行的举足轻重。而宋子文早年作为广州银行行长，更知其重要。
1928年夏天，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而被称中国四大火炉的南京，当时更是热浪烤人。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连续组织并主持了两次全国大型会议：一是6月的全国经济会议；m是7月的全国财政会议。就是在这两次大型会议上，宋子文同与会者反复论证了中央银行成立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会议下来，宋子文又冒着酷暑，通宵达旦，组织人起草《中央银行章程》。
该章程规定：中央银行性质为国家银行；注册资本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拨出2000万元公债预约券作为股本；行址设在上海外滩15号，各地设分行。其特权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营国库和内外债；业务范围主要经营国库证券、商业票据买卖和贴现，办理汇兑发行期票，买卖金银，接受存款和贷款等；总裁为宋子文，亦称行长。副总裁为陈行。中央银行除设总裁外，另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等等。
当时，宋子文提出组建中央银行的书面报告，蒋介石极力赞成。报告呈上没出3天，批复就下来了。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终于在上海成立。蒋介石亲自剪彩，总裁宋子文披红戴花。实际上，这也是蒋宋银行的成立。因为一切都由他们二人说了算；而所谓的理事会、监事会，不过是配角而已。
中央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的重视。其实这还不是目的。当时对于野心勃勃的蒋介石政权来说，争霸天下才是其目的。而既要争霸天下，就要实行对金融的垄断和控制。因而他们第一个猎取的目标，就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原有资本2000万元。1927年南京政府指令将该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并修改其银行条例，规定资本为2500万元，并强行加入“官股”500万元，同时指定其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28年宋子文又将交通银行总行从北京迁至上海，并颁布该行条例，规定资本为1000万元，加入“官股”两成即200万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银行”。这样，后来形成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渗入了“两行”。
宋子文虽然采取了如此手段，但当时“官股”在中国银行股本中仅占五分之一，在交通银行股本中只占六分之一。就资本、信用的实力而言，当时中国、交通两行都超过了中央银行，因而宋子文对“两行”一时还难以驾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提出修改“两行”条例，并分别予以增资。而到30年代中期，“两行”中的“官股”已超过半数；并且宋子文直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对交通银行也派其嫡系出任董事长。就这样，他终于实现了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制。
宋子文当时的第五刀：就是要废两改元，统一中国货币发行权。
废两改元，与秦始皇当年的统一度量衡极为相似。因此宋子文的功德也就在这里。
所谓废两改元，就是废除银两，改用银元。中国原来使用白银货币，其单位为两。称量银两的衡器为“平”。清代国库所有的“平”称为“库平”。一两等于37.3125克。废两改元前，中国各地使用的银两单位，主要有海关两、库平两、规元两3种。自16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开始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国、香港和美国贸易银元。原有的银两标准既不一致，新进的银元重量也有差别。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折算称为洋厘。通常1银元折合7钱银两左右，且依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多少而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