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宋美龄客居美国纽约11年中，“士林官邸”及“办公室”一切操作如常，宋美龄可以透过这里的电信设备，随时与台湾有关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而对台湾有关事务了如指掌。另据了解，秦孝仪也经常向宋美龄汇报台湾情况。秦孝仪利用家中或办公室电话甚或阳明书屋的电讯设施，均可容易地与宋美龄保持联系，也不用大张旗鼓地前往官邸为之。至于“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有事或奉命与宋美龄联系时，更是拥有“总统府”特设的电讯设备，往来迅速，毫无困难。
后来宋美龄虽坐轮椅，却仍然关切世事。当时宋美龄回到台湾后，官邸有关运作自然格外忙碌，但宋美龄毕竟年事已高，她说过“我将再起！”但行动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因而一般事务少有过问。
宋美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据说一星期中在官邸小型教堂祈祷或阅读《圣经》占了2小时，周联华牧师每天不间断地主持教堂圣事并分别以中、英文讲解教义。每遇周三和周日，蒋纬国以及“孝”字辈的家人们，都会齐集在官邸教堂做礼拜并聆听讲道，而每周两次与家人聚会，也是宋美龄最开心的时刻。
“我从未感觉到我是‘宫廷’牧师。”在蒋经国死后，任凯歌堂牧师34年的周联华说。自1975年，蒋介石死后“奉度大典”由周联华牧师主持追思礼拜之后，周联华即成为人们关注议论的人物。蒋经国的“奉盾大典”，亦由他主持迫思礼拜。
谈起在蒋介石筹建的凯歌堂担任牧师一职的经历，周表示，1954年，他刚从美国南部浸信会神学院获神学博士回台湾，并在台湾浸信会神学院任教。不久，就有人找他去任凯歌堂领礼拜，以后每隔一星期去凯歌堂讲道一次。直到1986年，他才担任凯歌堂的专职牧师和祈祷会监督。
34年来，周联华自称完全以平常心面对在凯歌堂礼拜的国民党权贵人物，包括蒋介石、蒋夫人宋美龄和他们的家属。袍泽或部属。
他不止一次说：“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从来末想要为他们准备‘贵族’信息。”
他声称，于公于私他从不发表政治、人事意见，也未传递过一封信给在凯歌堂礼拜的人。他说：“我只守住我讲道的本分。”
也许由于他这种“中立”的态度，周联华自称在教会界显得相当“超然”，却也遭到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微词，但是他并不以为意。
许多人对已故的蒋经国的“信仰”相当好奇，周联华表示，蒋经国受过洗，并且也到凯歌堂做礼拜，只是他一直很忙碌，从他任“救济团”主任之后，星期假日经常到乡下巡视，晚年因身体很坏，需要多休息，所以接触较少。此次，蒋经国“奉盾大典”要以宗教仪式举行，完全是他家属的意思。
主持蒋氏父子“奉盾大典”的追思礼拜，周联华心中不无感触，但是，他仍强调平常心。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也几次前去“官邸”向宋美龄请示汇报。由于宋美龄对蒋家和台湾党政军人物的深远影响力，在台湾的政治运行中，自然难免流露出她影响力的轨迹。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已79岁，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中，恐怕再找不出一位如此更高寿的。而且如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马英九、国民党“社会工作会”主任赵守博，年龄几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然不为潮流所动地屹立在“妇工会”，“除非有蒋夫人一句话”，否则谁也不能动她。1987年，“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执行会长李钟桂（国民党中常委、“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夫人）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就是钱剑秋屹立不摇的明证。李钟桂本想当“妇工会”主任多年了，而终于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可见她也是非常“够力”的人物。可惜，她就是想得到“妇工会”的宝座而不可得！
如果不是出于宋美龄的认可，钱剑秋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存在。
有人认为，与土林官邸有深厚渊源的励志社系统，和夫人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官邸的侍卫人员均出自此一系统。蒋经国死后，这些人又活跃了。这种说法，只有一半正确，励志社确系夫人早年创设，从事“服务性”工作，致官邸某些事业性工作，也由励志社负责，侍卫人员则由军誓系统甄选可靠人充任。当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确为宋美龄手下大将，宋美龄对外的联系，常由黄仁霖负责。所以，张学良要见蒋介石，则先通过张群（岳军）安排；待具体要见蒋介石时，则不通过张岳军而必须请黄仁霖先行联系。由此可见黄仁霖在宋美龄面前分量之重。不过，后来黄仁霖出“使”外国，而励志社副总干事黎离尘又于60年代中期逝世，励志社如今几乎已告名存实亡了。
蒋经国死后的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经过事前的激烈斗争，通过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