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两个人就谁出任这个拟议中的新组织的首脑发生意见分歧。宋子文首先提议由胡适担任较为合适，顾维钧却摇头说：“胡先生目前未必会答应，必须另找人选。吴国桢怎么样？”
宋子文却认为“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吴国桢的威望不足以担当此任”。
二人想来思去，还真没有一个“合适人选”。最后只好挫子里拔将军--如果胡适坚持不就，就请吴国桢出山。
次一日，宋子文就去找司徒雷登大使，并且勉强争得了司徒雷登的支持。于是宋、顾二人又忙一个通宵，草拟了一份新组织的成员名单，共有50人。起初，名单中有宋子文，后来他又让顾维钧圈掉了。
待名单呈送到司徒雷登那里后，司徒雷登紧皱眉头，告诉宋子文道：“美国国务院不信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同时又认为李宗仁软弱无能，因为蒋介石的专横个性使他黯然失色。最好是请蒋介石交出政权，出洋考察。我看这个名单还是重拟为好。”
宋子文踌躇半晌终于道：“重拟也好，可您一定不能变卦啊？”
“那您也应该通知蒋介石本人，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美国政府的本意。”
“好好好。”宋子文答应。
可是就在宋子文重新拟好名单的时候，大洋彼岸通过电波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苏联等国承认新中国的消息。于是宋子文等人的梦想再次破灭。
那天，宋子文痛心疾首地哭了。
宋子文移居美国之后，最初一段日子里虽然并没有什么职衔，但他仍在为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奔走呼号，竭尽全力。
1949年5月8日，逃离南京的李宗仁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从桂林赴穗任职。然而他既无军权亦无财权，有的只是困难重重。而蒋介石彼时则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躲在幕后操纵广州政府。
当时宋子文基于国民党的根本利益，从大局出发进行调节，力图使蒋、李团结合作以共撑危局。
当时为了调节矛盾，宋子文先后会晤了蒋、李在美的代表，拉他们吃饭并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尤其是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初到美国时，宋子文使出浑身解数，告诉甘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说句公道话，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不能只忠于哪个人，亲蒋派和亲李派都应该齐心协力，以大局为重。”
“你是老蒋的人，当然要这样讲话了。”甘介侯的话戳痛了宋子文的要害。
当时甘介侯明确表示不听宋子文那一套，自己私下活动，以寻求美援。而蒋介石的代表当时在美亦我行我素，与李代总统分庭抗礼。他们都把美国奉为自己的上帝。可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却不愿再为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权再施舍半点了。结果是两败俱伤，谁也没捞到美国的一根稻草。
因为此事，宋子文也伤透了心。
当时不仅在国外是这样，在国内更是这样。
1949年9月，香港的一些报纸专门报道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矛盾的情况。当时有消息说，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国民党军队“东南剿共司令部”的总司令，却被李宗仁当场否决。而李宗仁推荐的另外人选，亦被蒋介石否决云云。·
闻听这些消息，宋子文不禁彻夜难眠。他不甘心于国民党这样的失败，于是又多次会同顾维钧、吴国桢和胡适等人，联名给蒋、李致电，力劝双方以国民党前途大计着想，通力合作。
然而这些电报当时能起多少作用，迄今不得而知。
后来不久，又传来李宗仁从桂林转赴香港，并宣布彻底与蒋介石决裂的消息，更使宋子文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
再后来，宋子文的幻梦随着国民党的痛失大陆，彻底破灭了。而留给他自己的将是什么呢？宋子文恶梦醒来才明白：那就是自身难保。
宋子文很快发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美国当朝官员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宋子文从他们言谈话语中，或从他们的眼神的某种暗示中，感到了空前的难堪。
那段时间宋子文下决心足不出户。
可是，如此亦并不能阻止外界的传闻，尤其是报纸上那些对宋子文丑闻的揭露，一天几大张，不看也得看，更令他心烦。
也许战后的美国，反思和回顾成了他们文化中的时髦；也许美国国体的高度新闻自由的缘故，反正他们净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光宋子文，连同“四大家族”的丑闻，也一件件地往外“拎”，一时在美国成了热门话题。
当时，坐在白宫里的杜鲁门总统，也时常与他的要员们谈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某日，当说到宋家与孔家在美国银行存款高达20亿美元时，杜鲁门突然严肃下来，并立即拨通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以命令的口气说：
“迅速查清来氏家族和孔氏家族在美的资产以及存储地点，向政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