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宣告结束了。
第十六章沉浮末路
1．“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5年9月2日，丽日高照。
日本东京湾，风平浪静，蔚蓝色的大海显得格外温柔和祥和，海鸥在大海的上空追逐嬉翔。
蓝色的海面上，此时停泊着一艘美国的密苏里号战舰。此刻，就在这艘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就世界而言，一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终以胜利告终；就中国而言，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亦告结束。
日本垮台之快，当时令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明白：
1945年8月的时候，他是萧振瀛的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此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总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电话打得不是时候，搅乱了他们的牌局。当时，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电话的内容。但是陈诚只反复地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就见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吠！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也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则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痛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萧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当时，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并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长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像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转年1月6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萧振瀛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行政院长宋子文要由北平赴天津“视察”。萧振瀛放下电话，便去吩咐秘书准备，恰在此时收音机里传来当日短讯的播音：
“宋院长在北平已经完成其大部分的工作，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里的大沽新港和几个大工厂，将是他视察的主要目标。宋院长落平一周，办了两件大事即：邮电加价暂缓实行。如果按照全国一律的价格，华北人民将由2元钱送一封信，变成20元送一封信，新闻记者拍急电到上海去将从每字8角跳到2元。一旦实行，将对物价的影响不问可知。此外他成立了代表最高权力的行政院办事处，以解决接收中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大门只准贴一个封条，而且还要迅速地把这一封条撕掉，让里面的马达转动起来。”
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宋子文还在苏联。宋子文是1945年8月下旬回国的。回国后，他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主持了接收敌伪物资事宜，同时也乘机膨胀了包括私家在内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抗战胜利后，宋子文配合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坚持独裁内战，在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在经济上则派遣大批官员接收敌伪物资，并趁机掠夺人民财产。
还是在日本投降签字的第3天，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萧毅肃为副主任委员；并且各战区及各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
在宋子文的请示下，蒋介石于1945年10月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以此相袭，各省市亦相应设立了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
接收敌伪物产，实际上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个人都有好处，所以当时都争着去做。而宋子文此举，实际上将原来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的敌伪产业处理大权收到了行政院，所以气得那个何总司令顿脚骂娘。而宋子文则不管他那一套，依然我行我素。而事实上，何应钦当时也并没有放弃这块“肥肉”。
就这样，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马上涌人收复区执行任务，犹如蚂蚁行雨一般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一时就像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