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就这么简单？”宋庆龄笑着问。
“对！还有，我在十几岁时就读了美国文森特·希恩写的《个人的经历》那本书。文森特在这本书中对孙夫人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深表钦佩和赞赏。自从读过那本书后，我就对孙夫人充满了敬意；并且一直想见到夫人，想能够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的革命贡献一份力量。后来当我在天津英语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常常收到有夫人签名的声明和呼吁书。比如，有谴责国民党暗杀杨杏佛罪行的、有1933年在远东反战大会上的演说、有营救‘七君子’的声明……”说到这些情况时，爱泼斯坦已经丢掉了最初的那种羞涩表情。他思路明晰，口齿伶俐，脸上洋溢着对孙夫人的虔诚敬重之情。
“哟！你还记得真清楚。”宋庆龄说。
“是的。因为像这样的文章是不很多见的。夫人的文章中总是充满着一种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深刻思想。尽管那些文字常常是一些字迹比较模糊的复写本，但每次我都要不惜费时逐字辨认，然后誊写清楚，再把它发表出来。当时我曾多次想给夫人复信，以表达我的感想。但是很遗憾，夫人的文章往往是装在没有复信地址的信封里寄来的。”
“谢谢，谢谢你帮我发表那些文章，也谢谢你帮我辨认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那时不写明地址，是不得已而为之，想你能够理解吧？”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情况，也不由得激动起来。
“不必谢什么，夫人。倒是我应该谢您。是您的那些文章，使我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了解。”爱泼斯坦说。
“好啦，现在情况不同了。那一段黑暗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国共两党已经捐弃前嫌，携手抗日。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但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抗日还缺乏了解，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加强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眼下我非常需要一位精通外语的朋友来帮助我进行这项工作，不知你是否愿意在这方面帮我？”宋庆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啊--如果夫人以为我能够胜任的话，我是非常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我在中国出生，也算半个中国人吧。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出力，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如果必要，我甚至愿意辞掉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专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即爱泼斯坦站了起来，庄严地像宣誓一样举起了右手。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小伙子。呵--不，爱泼斯坦同志！”宋庆龄紧紧握住了爱泼斯坦的手……
此后，爱泼斯坦果然辞去了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一心一意编印《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当年这个刊物在他的主持下，除了发表宋庆龄一系列致国际友人和华侨的函电文章外，主要刊登外国朋友在中国采写的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战地报告和评论文章。由于它坚持用事实说话，客观、真实、可信，加上爱泼斯坦的加工润色，文笔朴实，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且新鲜及时，很快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于是宋庆龄十分庆幸，找到了一位对外宣传的好助手。
后来，经过宋庆龄的努力，《新闻通讯》得到了香港《南华早报》的支持，不久就改为铅印的刊物。此后，《新闻通讯》和保盟编印的其他刊物广泛发行到欧美和东南亚各国，一时几乎遍及五大洲；其时对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动员他们以捐款或捐赠实物的方式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次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
那天，大船主克里斯蒂聚精会神地读着挪威援华会成员安桑带来的保盟编印的《新闻通讯》。他一会儿轻轻点头，一会儿攥紧拳头在桌上咚咚敲着。过了一会儿，他把小册子往桌上一放，站了起来。
“先生，您认为中国军人同侵略者战斗的精神怎样？”安桑抓住时机问。
“这些军人作战的确是非常勇敢的。不过，敌人打进家里了，叫我也会拿起武器同敌人决战的。”克里斯蒂眼睛并不朝这边望。
“但中国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只有落后的老套筒，原始的炸弹，却敢于同装备先进的敌人作战，而且打得敌人心惊胆战，这样的军人令人钦敬！”
“我们西方有一句名言：‘剑短，就向前一步！’武器落后，当然只能靠勇敢了。”克里斯蒂还是这种口吻。
安桑并不灰心：“武器落后可以靠勇敢弥补，可是他们在寒冷的冬天连棉衣也没有，负伤以后没有药品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