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遂决定亲往参加。当时，许多朋友再一次劝她：“广州没有足够的高射火炮，弱小的中国空军也没有足够的飞机可以升空同日机作战；而且当时广州的防空预警系统非常落后，只有等日本飞机飞过海岸线以后才能发现，而那时距广州的飞行时间不过几分钟了，人群根本无法疏散。十万人的火炬就是敌机轰炸的最好目标。这样的活动太危险了，精神虽然可嘉，冒此风险却大可不必。”但当时宋庆龄则坚定地说：“抗战必有牺牲，过去没有举行火炬游行，每天照样有官兵和平民死于日机轰炸之中。而今天的游行，实是一种力量和决心的显示。纵有牺牲，亦对国际社会必有震动，对全国抗战必有鼓励！”
于是宋庆龄又一次来到广州。游行的当晚，她手持一只火炬，站在成千上万群众的前排，率领大家浩浩荡荡地穿街过巷，呼喊抗日口号。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她毫无惧色。这个游行示威活动，通过外国记者的笔端传向全世界，为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庆龄还在集会上专门对妇女同胞讲话，号召她们辛勤工作，缝制棉被和军服，并且眼光要放得长远，不限于仅仅支援在广州作战的部队，还要把这些军需品送给远在北方作战的中国军人。她要求每个妇女都要制作一条棉被或者一件军服，而且当场自己捐出了够做几十件军服的钱款。
当时宋庆龄为保卫广州呕心沥血，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人却以为广州靠近香港，日军不敢攻占，因而不作认真的抗击准备。结果日军一来，他们只好率先逃窜，从而使广州轻易落入敌手。沦陷后广州居民大多疏散外地，以表示他们不向敌人屈服，不同侵略者合作。宋庆龄在广州沦陷前夕，也悲愤地离开这里，返回香港并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抗日救亡工作。
3．“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一天清晨，孙夫人宋庆龄正在九龙岛家中用早餐，联络员李云匆匆赶来，向她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一支由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来到香港，准备到中国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医疗工作，请宋庆龄出面给予接待。说完李云又小声地说：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这次来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宋庆龄能出面通过正当途径，安排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到中共游击区工作，不要让国民党安排到他们控制的地区。宋庆龄听后郑重地点点头，随后与李云一起前往白求恩大夫下榻的旅馆去看望客人。
当时，国民党在香港搞了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机构，垄断了一切海外的捐赠和援助，且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但是当时国民党中存在大量腐败分子，因此他们工作效率极低，使许多海外捐助的款项和物资不能及时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而且还常常违反捐助人的意志，将他们指名要捐助某地的钱物挪作他用，因而引起捐赠人的不满。再就是他们企图把一切捐赠和援助都由国民党支配，而不想分配给共同合作抗日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这种状况，海外捐助人很有意见，共产党也深感国民党的做法不通情、不合理。当时，中国共产党曾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由中共驻港办事处出面活动，但是国民党通过其政府外交部和特务机构双管齐下，进行关、卡、压和干扰破坏，中共驻港办事处此一方面的工作很难开展。此次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本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但如果不进行力争，国民党决不会轻易让他们离开国民党控制区，到共产党根据地去。因而唯有宋庆龄这样一位在国民党中有着崇高威望且又正直的人出面，才可能把事情办成。
那天，宋庆龄自己出钱宴请了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
“尊敬的孙夫人，我们从加拿大到中国，为的是帮助正在前线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将士，我希望夫人出面，安排我们到艰苦的抗日最前线去，最好是华北方面。”席间白求恩大夫提出了要求。
“非常感谢你们前来帮助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我尊重你们的意愿，一定尽力帮助安排！”宋庆龄也动情地说。
“ok！”医疗队员一齐举杯，向孙夫人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