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电文内容，就是后来以“八大纲领”著称于世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大约与此同时，张、杨二位将军也将“西安兵谏”的情况及其“八大主张”，通报给了时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
同时，张学良还专门致电蒋夫人宋美龄，申明自己“生平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并请宋美龄放心，他绝不会加害蒋介石。
随即，张学良又召集“西北剿总”全体将领训话，陈明他与杨虎城此次发动“西安兵谏”的缘由。当时张学良情词恳切地讲道：
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近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的人，我万分的难过！我曾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
从前面张、杨二位将军一系列电文内容以及张学良的讲话内容来看，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的确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忠心耿耿，“可质天日”。然而，在当年那样一个黑白颠倒、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好人却实在是太难做了。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一片磊落和赤诚，蒋介石及其当时南京政府的众多宵小们，最初却作出了极其令人失望的反应。先是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份“遗嘱”，要张学良转交其夫人宋美龄。“遗嘱”中蒋介石写道：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以冯玉祥、孙科、李烈钩等人为一派，主张谈判解决西安发生的事变，并认为任何针对西安的军事行动，都可能首先危及蒋介石的生命。而另一派则以戴季陶、居正、吴稚辉、何应钦等人为主，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所谓的“叛逆”。当时，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最终还是主张“讨伐”的一派占了上风。最后，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张学良应先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常委改为5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委。
五、军事委员会由委员长及常委负责。
六、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自12月13日开始，在何应钦力主下，南京政府开始调动军队准备西征。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并四处叫嚣“不惜玉石俱焚”也要“征讨”西安所谓的“叛逆”。同时，国民党空军亦开始在渭南、华县一带实施轰炸。不惟如此，南京政府当时还将发自西安的一切消息都封锁了，并唆使其御用宣传机构大肆制造谎言。于是，西安的真实情况被掩盖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八大救国主张”也鲜为人知，西安“兵谏”方面与南京政府之间，再度陷入僵局。一时间，中原大地密布战争阴云，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空前的战争威胁。
当此之际，力主和平的宋美龄及宋子文兄妹，相继返回了南京。
2．宋庆龄的最初斡旋
蒋介石西安被扣，全国人心大快，一时间许多地方群众上街游行庆祝。
多年来一直同蒋介石反动政策作着英勇斗争的宋庆龄，当时正在上海，但她的寓所立刻也成了紧连风暴的又一个中心。
当时，宋庆龄的外国朋友格雷尼奇和妻子格雷斯很快来到宋庆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