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区行管人员，前几年沾余智良的光做了个小头目，后来实际上靠边站就等办退休手续。每次上面有人来矿区，或者象市纪委、振兴领导小组调研组到铜岭，余智勇都是重点被盯防对象，根本没机会靠近。这回还是靠着矿区里的一班老兄弟掩护，提前化装成矿工躲在车间里碰运气。”
“余智勇手里有确凿可靠的证据么？”
何超谨慎地说：“余智勇自己说有，但谁知道呢？上访、举报人员都号称掌握足以把对方送进监狱的材料，有时看下来不是那回事。他看出我有疑虑，给我看了手机里一张照片——几十根金条排列得整整齐齐都有编号；一段录音，余智良送这批金条去戴计田家两人对话的全过程，其中余智良特意点明编号！类似证据，余智勇说还有很多！”
“用心良苦了，这可以算作直接证据。”方晟道。
专注开车的鱼小婷冷不丁道：“明天我去找余智勇。”
“不行，”何超道，“余智勇不相信任何人，除非把材料亲手交给方市长或詹书计，这是余智勇的原话。这几年戴计田始终担心余智良偷藏了一批不利自己的证据，挖空心思想骗出来，余智勇好几次险些上当。”
方晟思考了两三分钟——提拔到正厅以及副部后，他说话的节奏更慢，思考的时间更长，尤其私底下说话不再象在黄海、江业时蹦豆子似的，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以前眼神里令人战栗的锋芒和锐利逐渐内敛，取而代之是大领导们惯有的亲切、和蔼、睿智。
做大领导须得有静气，也不能随便表态，想什么必须在心里斟酌几个来回，说出口已经磨砺得没了棱角。
“今天戴计田在矿区的表现，你们都看到了，想顺利做好矿区下岗工人的思想工作，恐怕还真离不开他。”方晟道。
何超道：“跟余智勇谈话时我也想拖段时间，等压降产能行动过去后由振兴领导小组调研组上门接触，但余智勇说这回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人多嘴杂事后难免不会传出去，所以过两天就离开铜岭去外省随便做点小生意，隐姓埋名供养好弟弟正在京都读研的孩子，不再回来了。”
“是这样啊……”
方晟仰头倚在靠垫上，陷入了深深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