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明朝自建国以后，盐税一直都很稳定，大约在一百二十五万两上下，所以给饶感觉就是利润虽大但也不过如此。
明朝的盐场每年都是按照户部给出的下户数进行生产，所以明初的全国六千万人口，到了明末依旧大体就是这么多。
但实际上，明朝此时人口早就翻倍，只是因为统计不准确所以朝廷并不知道。
但是做为最底层的官吏，虽然他们也不清楚这些数据，但是可以根据售卖的食盐大致推算出来。
朝廷按照六千万人口生产，发放的盐引哪里能满足需要。
盐场想法设法的增加供应量，但是盐引就这么多，所以每年盐政衙门就要和户部商议此事，想出理由处理这些余盐，或者卖出盐引牟利。
明朝初、中期，食盐并不是普通商品，民间店铺里是买不到的。
不管是住在城市还是农村，食盐都是有地方官府从盐运司提取出来，再按户头给甲长、里长按户分发下去。
实际上，那时候的食盐类似计划供应模式。
不过随着人口增多，食盐需求增加，盐商们发现其中有机可乘，所以“土商”出现。
鄢懋卿在提到运盐法则时：“宜按地里远近，户口多寡，分上中下三则，某府几何，某县几何，派定成数，令各商运盐分投其地，有司责土商转卖。”
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已经逐渐退出食盐的分配，只是按照户数要求供盐数量并且抽税，而食盐则开始由牙行和商铺进行出售。
这样就有力的隐瞒下人口激增和供盐数量增加的秘密，为盐商在其中大赚特赚奠定了基础。
虽然解决了下游问题，可上有盐场还卡着，有需求但是没有供应也不行，特别是明朝官府对盐价管控非常严厉，各地盐价每岁都要作为政绩往上报告，朝廷要知道各地盐价到底是多少。
所以，盐商很机敏的控制这市面上盐价，但是却大量出售私盐。
不过明朝官府一直对私盐打击力度很大，《大明律》规定：“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情节严重者可判死刑。
对于终赌买卖，《大明律》也有明确规定：“沮坏盐法者，买主卖主，各杖八十，牙保减一等，盐货价钱并入官。”
也就是零售阶段，买主和卖主都要受到处罚。
不过私盐毕竟数量不多，灶户产量有限，在保证盐场的生产任务以后，能剩下的已经不多。
于是，从官方盐场增大供应就成了满足市场需求最重要的一环。
余盐，每当官府要处理时，必然会吸引南地北八方盐商争抢这块蛋糕。
要平息勋贵的不满，魏广德觉得抛出盐引就行了，而利益受损的一方其实就是两京的户部和一些地方盐政衙门。
相对来，这部分钱财其实最终也落不到朝廷手里，还不如在这里变现给勋贵，让他们少祸祸军户，也稍微提高一点大明军队的战力。
魏广德把两淮、两浙和山东等盐场报上来余盐数量给李春芳算了算，让他知道这些盐引发出去朝廷会有多少银子。
虽然不知道拿到盐引，背后运作后会带来多少利润，可李春芳也知道，应该可以满足勋贵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