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至的想法很周到。无论如何，现在已经是已经开化的民国，姑侄同嫁对于新派领袖张汉卿来说仍然是个巨大的压力源。如果能够不在沈阳成就与于一凡的美事，则对大家都好交待。
这次与谷瑞玉在天津的婚事完全没有“惊动”沈阳的大帅府诸人，也是一次突破，将来在某个时候，在某个地方，再看于一凡的。
谷瑞玉是满意的，虽然她也想名正言顺地进入位于沈阳的大帅府，但在天津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和去沈阳依纳妾之礼的成婚，她还是选择了后者。
自然，张汉卿他们就借筹备婚礼为借口躲开北京城内的嚣扰。天津离北京不远，交通又便利，这里的一举一动都能深深地影响到那座古老的都城。特别是奉系人物齐集天津，使中枢相关事务不可避免地部分向这里转移。
奉系仍然是中央的最大金主和擎天柱之一，没有了奉系的支持，中央一天也玩不转。
虽然“看守内阁”中几位奉系大佬辞职之后，张绍曾看守总理又重新任命了几位总长，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新上任的总长要么是奉系的拥护者，已经明白倾向于奉系，要么是老好人，根本不会反对当初奉系的既定政策。
所以奉系以退为进，让直系反不敢对原先它的那一块动手了，以那位少帅的手段，谁知道奉系是不是要试探中央诸位呢？
这时候退缩，还有一个原因：外交问题。
年初的2月24日，八国驻华公使照会外交部，要求庚子赔款按金价折付。
这出戏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因为法朗贬值，他们不甘心接受损失，便率先提出要求按庚子年金价等额赔付，即所谓“法国金佛朗案”。考虑到金价飙升，这无疑将使中国政|府多付出几千万的额外负担来。
正史上的中国尽管有徐树铮在国外多方反对，最终仍没能避免这笔额外损失，而法国根本没有所谓“金法郎”一说。
张汉卿是不考虑还这笔款项的，他甚至要想方设法延续中国在一战宣战以来“缓交庚子赔款”的利好----尽管一战已经结束几年了。奉系不出这笔钱，其它派系自然更不会掏银子，这让民国内阁更加倚重奉系。故而当时政坛有言：“奉系打喷嚏，中央政|府要挂水”。
不过奉系不出头，各国公使要钱就只能和具体衙门交涉。没有上头的命令，自然什么都不会谈下来的。张汉卿使用“拖”字诀，让参与会谈的中方官员心领神会。一件事，往往谈了好多天，突然之间，因为一个事，参与谈判的人下了台，换了另一个人再重头开始。
开始还好，但是民国内阁如走马灯似地换了好多任，每次都由不同的人掌管不同的机构，所以总是重新谈、重新谈，直到外国友人发了火。英国公使所说的“共管中国”的“补救中国乱局办法”就是实在受不了没完没了的谈判才说得负气之言。
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要钱都不知道向谁要！是不是因此各国除日本外，都默许中国的统一，原因在这里？已经自己控制北京的直系，在内阁问题上没敢大包大揽，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