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盛夏，当有一天我偶然看到这位在美国物理学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理学博士的一篇哲学论文时，我惊得目瞪口呆。文章发表在德国权威的哲学期刊《思想提纲》上。这篇仅千余言但字字珠玑的论文在题首处用德文赫然标明：谨以此文悼念我年轻的友人——杨宏全先生，他于1968年岁尾死于一场潜伏期达几千年的瘟疫。
杨定全，站前广场凶杀事件中的凶手，那个庸碌世俗的市井子弟吗？
我上百遍地
阅读王星敏的论文，希冀着从中能找到某种神秘潜藏启示，获取有价值的思维感应。
在这篇文章中，王星敏专横地提出在超微观物理实验的工作指导原则中加入一条新规则——对不可重复现象的承认和尊重，因为它与时间的非可逆性是吻合的。
她把时间界定为一种物质形式。
王星敏断然否认偶然性在这类实验活动中的操作价值和探索意义。偶然性只是在具有了象征性意义时才是存在的，她说，偶然现象是一个契合点，“它不仅是历史信息的巧妙碰合，而且包藏着一个对未来的凶险的暗示。”
凶险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