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梁孝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愤怒与恐慌中。
打仗时，他成天对着朝臣和百姓哭穷，不过是为了给自己，也给梁国留条后路。梁家五代帝王，历经一百年多年积下的财富，如果一年仗打下来就用掉了一半，那以后怎么办？
现在生计这么艰难，入不敷出，国库存的那点东西已是他们全部的老本，不能轻易动用。让掌管国库的民部上卿帮着哭穷，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叛军败退前的那段时间，他们收到的民间捐款基本能满足战时需要。
他心里暗自得计，觉得这个“以战养战”的办法实在是高明，准备继续造势，让群臣和百姓认清，只有大伙儿一起出钱出力，打败了叛军，保住了朝廷，才能保住他们的家财和地位，然后让他们继续捐款。
他们捐得越多，和朝廷的关系就越紧密。他们捐献时留下的收据，他曾口头承诺，等战争结束，情况好转后，会以各种方式慢慢还上——所以他是借，不是要每一笔捐款，他都让民部给出了盖有官印的收据。
有收据好啊，若他能平定叛‘乱’，坐稳皇位，这些收据他认，他多的是办法摆平那些人；他若不能，收据落在叛军手里，可就成了帮着旧朝廷对付他们的证据，新朝廷就算不惩处，也会疏远捐献得最多的那批人。
所以他们捐得越多，越无路可退，只能紧跟着他。
梁孝帝并不觉得自己骗了谁，靠哭穷要来的捐款也全部用在国事上了，他又没‘私’吞，赖以保全的国库存银也好好的在那里，不过是先吃碗里的，把锅里的放着，说到底，锅里碗里的，还不都是一家？臣下和百姓的财产，都是属于梁国的。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
可该死的郭定祺，还有他的亲弟弟瑞王梁佑成，居然浑水‘摸’鱼，趁‘乱’侵占国库，把他最后的家底都‘弄’没了，实在是罪该万死
他会任命自己的舅舅主持民部，并让同父同母的亲弟弟监督，顶替沈鹏和他之后的陈矜，还不是看在亲戚的份上，认为他们跟自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若不好好守护国库，搞垮了梁国，等于搞垮了他们自己。却没想到，最难防地原来是家贼，由内而外的蛀虫才是最要命的。
可前几天瑞王领命去了刚收复的景州，派去宣郭定祺的人也只带回一张称病的折子，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前民部上卿陈矜和前前民部上卿沈鹏。说他和瑞王临危受命，上任时‘交’接太匆忙，以为账本上的数据都是真的，用了两个多月才查清真相，发现国库亏空得如此厉害，他又愧又急，一病不起。
**梁孝帝又想骂人了，民部是多大的衙‘门’，又不是只有沈鹏和陈矜两个人，银钱登记造册等具体事宜也不是他们做的，自有主事主薄书吏等人从旁协助，每记一笔帐，多少双眼睛盯着，怎么搞鬼？
真正有可能搞鬼的，只有郭定祺和梁佑成两个人。
卫州府被叛军围攻之际，民部最是忙‘乱’，一面要采买物资、派发军饷；一面要接受各方捐款，每天拿着对牌的人川流不息，进出帐目无数，作为最高主管的郭定祺和梁佑成二人，因此进出国库数次，也给了他们作案的时间和机会。
梁孝帝差不多把那张折子盯出个窟窿来，第三次宣召郭定祺的人还是没有音讯，他紧握着拳头想：是不是真以为他必会念着已逝母后的情面，不舍得抄掉母舅的家？
努力平息住汹涌的怒气，他朝外面喊道：“阮祥，你派个人去威远侯府把沈鹏父子叫来。”
也许是对所谓的至亲太失望吧，他忽然想见见这两位已被他疏远多时的“国戚”。
虽然早就罢免了这对父子的职务，但他对沈鹏会亏空国库一事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这人在皇位争夺战中摇摆不定，明里支持他，暗里又巴结寿王，这让他很难堪，很不耻，但平心而论，沈鹏的所作所为离背叛尚有一段距离。朝中类似沈鹏这样两边不得罪的“不倒瓮”还有不少，他独独不能容忍沈家，只不过因为沈湛是他从小的伴读，他自认和沈湛有十几年的情份，沈湛连同沈家都该是最坚定的“太子党”才对，满朝文武，甚至他的父皇也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能容忍沈家有左右逢源的想法。
时过境迁后，再回忆当初，他也觉得自己的反应过‘激’了，沈鹏任民部上卿五年，虽无大功，亦无大过，起码不会像他舅舅和弟弟这样亏空国库。沈鹏胆小拘谨，明哲保身，且喜沽名钓誉，恰是先皇认定的民部上卿该有的品质。
沈鹏和沈湛惊疑不定地走进睽违半年之久的紫极殿，他们虽赋闲在家，朝廷的动向仍然随时打听着，知道皇上最近脾气差得很。他们本就是遭了皇上厌弃的，这时候宣进来，不会是要他们做出气筒、替死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