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生笑道：“哎呀，已经打好了，真快！让我试试。”她送了过来，立在他跟前，他套了一半，头闷在绒线衫里面，来不及褪出来，便伸手来抱她，隔着绒线衫，他的呼吸热烘烘喷在她腮上，她颈子上。霓喜使劲洒开他，急道：“你真是个坏人，坏人！”汤姆生褪出头来看时，她业已奔到摇篮那边去，凛然立着，颇像个受欺侮的年轻的母亲。然而禁不起他一看再看，她却又忍笑偏过头去，摇摆着身子，曲着一条腿，把膝盖在摇篮上衬来衬去。
汤姆生道：“你知道么？有种中国点心，一咬一口汤的，你就是那样。”霓喜啐道：“胡说！”她低头看看自己身上，沾了许多绒线的毛衣子，便道：“你从哪儿来的这绒线，净掉毛！”汤姆生笑道：“是阿妈的，顺手给捞了来。”霓喜指着他道：“你哪里要打什么背心？诚心的……”说着，又一笑，垂着头她把她衣服上的绒毛，一点一点拣干净了，扑了扑灰，又道：“瞧你，也弄了一身！”便走过来替他拣。汤姆生这一次再拥抱她，她就依了他。
她家里既不干净，又是耳目众多，他二人来往，总是霓喜到他家去。旅馆里是不便去的，只因香港是个小地方，英国人统共只有这几个，就等于一个大俱乐部，撞来撞去都是熟人。
霓喜自窦家出来的时候便带着一个月的身孕，渐渐害起喜来，卧床不起。汤姆生只得遮遮掩掩到她家来看她。这回事，他思想起来也觉得羞惭，如果她是个女戏子，足尖舞明星，或是驰名的荡妇，那就不丢脸，公开也无妨，然而霓喜只是一个贫困的中国寡妇，拖着四个孩子，肚里又怀着胎。她咬准这孩子是他的，要求他给她找房子搬家。把他们的关系固定化，是危险的拖累，而且也不见得比零嫖上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天天来看她。有一天他来，她蒙头睡着，他探手摸她的额角，问道：“发烧么？”她不作声，轻轻咬他的手指头。汤姆生伏在她床沿上，脸偎着棉被，听她在被窝里哭了起来。问她，问了又问，方道：“我知道我这一回一定要死了。一定要死的。你给我看了房子，搬进去和你住一天，便死了我也甘心，死了也是你的人，为你的孩子死的。”
霓喜的世界一下子丰富了起来，跌跌绊绊满是东西，红木柚木的西式圆台，桌腿上生着爪子，爪子踏在圆球上；大餐台，整套的十二只椅子，雕有洋式云头，玫瑰花和爬藤的卷须，椅背的红皮心子上嵌着小铜钉；丝绒沙发，暗色丝绒上现出迷糊的玫瑰花和洋式云头；沙发扶手上搭着白蕾丝的小托子；织花窗帘里再挂一层白蕾丝纱幕；梳妆台上满是挖花的小托子不算，还系着一条绉褶粉红裙，连台灯与电话也穿着荷叶边的红纱裙子。五斗橱上有银盘，盘里是纯粹摆样的大号银漱盂，银粉缸，银把镜，大小三只银水罐。地下是为外国人织造的北京地毯。家里甚至连古董也有——专卖给外国人的小古董。屋角竖着芬芳馥郁的雕花檀木箱子。后院子里空酒瓶堆积如山，由着佣人成打地卖给收旧货的。东西是多得连霓喜自己也觉得诧异，连汤姆生也觉诧异。他当真为这粗俗的广东女人租下了一所洋房，置了这许多物件。她年纪已经过了三十，渐渐发胖了，在黑纱衫里闪烁着老粗的金链条，嘴唇红得悍然，浑身熟极而流的扭捏挑拨也带点悍然之气。汤姆生十分惊讶地发现了，他自己的爱好竟与普通的水手没有什么两样。
霓喜的新屋里什么都齐全，甚至还有书，皮面烫金的旅行杂志汇刊，西洋食谱，五彩精印的儿童课本，神仙故事。霓喜的孩子一律送入幼稚园，最大的女孩瑟梨塔被送入修道院附属女学校，白制服，披散着一头长发，乌黑鬈曲的头发，垂到股际，淡黑的脸与手，那小小的，结实的人，像白芦苇里吹出的一阵黑旋风。这半印度种的女孩子跟着她妈很吃过一些苦，便在顺心的时候也是被霓喜责打惯了的。瑟梨塔很少说话，微笑起来嘴抿得紧紧的。她冷眼看着她母亲和男人在一起。因为鄙薄那一套，她倾向天主教，背熟了祈祷文，出入不离一本小圣经，装在黑布套子里，套上绣了小白十字。有时她还向她母亲传教。她说话清晰而肯定，渐渐能说合文法的英文了。
霓喜初结识汤姆生时，肚里原有个孩子，跟了汤姆生不久便小产了。汤姆生差不多天天在霓喜处过宿，惟有每年夏季，他自己到青岛歇着，却把霓喜母子送到日本去。在长崎，霓喜是神秘的赛姆生太太，避暑的西方人全都很注意她，猜她是大人物的下堂妾，冒险小说中的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夜礼服上满钉水钻，像个细腰肥肚的玻璃瓶，装了一瓶的萤火虫。
有时霓喜也穿中装，因为没裹过脚，穿的是满洲式的高底缎鞋。平金的，织金的，另有最新的款式，挖空花样，下衬浅色缎子，托出一行蟹行文，“早安”，或是“毋忘我”。在香港，上街坐竹轿，把一双脚搁得高高的，招摇过市。清朝换了民国，霓喜着了慌，只怕旗装闯祸，把十几双鞋子乱纷纷四下里送人，送了个干净。民国成立是哪年，霓喜记得极其清楚，便因为有过这番惊恐。
民国也还是她的世界。畅意的日子一个连着一个，饧化在一起像五颜六色的水果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