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给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要从重！即使林明光不是真的
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为了
湖南全境的安宁，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会匪中的衣冠败类！况且串子会活
动如此猖獗，看来他们是存心要跟团练过不去，何不以林明光为钓饵，将魏逵等人引出来，
也好一网打尽，为湖南除一大害。
他想到学政刘昆必然会不同意他的做法，老头子为人倔强，一旦顶起牛来，会千方百计
使事情办不成，到时自己的全盘计划就会落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非办不可；他最讨厌有
人出来干扰。干脆不告诉刘昆！曾国藩拿起朱笔，在林明光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勾。
第二天，林明光被关进站笼，在长沙城内四处游街。站笼上插着一块长木条，上面大书
“勾通串子会造反之衣冠败类林明光”一行字。旁边跟着四个团丁，不停地敲打铜锣，引得
市民纷纷过来观看。在站笼通过的主要街道上，罗山营、璞山营七百多号团丁一律便衣混在
人群中，每三四十人后面跟着一辆板车，里面藏着刀枪。林明光本是个受人敬重的秀才，何
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他愤极羞极，只游了半天，便死在站笼里，而魏逵的串子会并没有出
来，曾国藩颇为扫兴。
林明光之死，在长沙城及东南西北四乡引起极大震动。一个秀才，以勾通会堂之罪，被
处以站笼游街，这是长沙城里亘古未见的事。人们议论纷纷，有骂林明光是士林渣滓的，也
有骂曾剃头手段残酷的，更多人则不相信林明光会勾通串子会。那些家中保存有太平军、天
地会、串子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等会堂告白文书的人，都连夜焚毁一尽。林明光的弟弟
林明亮联合善化县的十个秀才，为哥哥鸣冤叫屈。他们写了两份状子，一份上递巡抚衙门，
一份上递学政衙门。
五十多岁、须发斑白的学台大人刘昆接到林明亮的状子后，气得胡须都抖起来。他在衙
门里破口大骂：“这还得了！曾国藩眼里还有我这个学政衙门吗？漫说林明光不是勾通会
堂，即使真有其事，一个堂堂秀才，不通过我学政衙门，就这样处以极刑。曾国藩置斯文何
在？真真岂有此理！”
刘昆拿着状子，坐轿来到巡抚衙门。骆秉章正为林秀才一案犯愁。见刘学台来，便拉着
他的手，说：“老先生，我们一道到审案局去吧！”
刘昆将手一甩，说：“我不愿见他！这案子就委托给你了。”说罢，气冲冲地走出抚台
衙门。
骆秉章无奈，只得亲自来到审案局。接任一个多月来，曾国藩多次请动王旗杀人，有时
甚至连这个形式都不要，随便将犯人当场击毙。上次杀打劫五谷丰米行的十三名犯人，连王
旗都未请。后来，曾国藩亲去说明情况，又见有串子会的恐吓信，虽然也默认了，但身为巡
抚的骆秉章，心里究竟不是滋味。这回杀一个秀才，居然连学政也不打个招呼，亏他还是翰
林出身，任礼部侍郎多年。他眼里是没有湖南官员的位置啊！
“涤生兄，林明光的案子，许多人都有议论。”骆秉章决心借此案压一压曾国藩的威
风，“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笼，游街示众？且杀人过多，仁政何在！”
曾国藩将状子略微浏览下，便扔到一边。心想：这段时期来，官场市井物议甚多，要堵
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的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
退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一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吁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
杀，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痈贻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骆秉章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的过错，反而倒打一
耙，要算我的帐了！他打断曾国藩的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的责
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
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
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
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沅发造反。这些，都不是
发生在吁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
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的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
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
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
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
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
人不明事理，还以为我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暴，则民无安宁之日，省
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奸宄蜂起，还讲什么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唯有德者能宽
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
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
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社会之患。”
“你说的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一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
无论如何太重了。”
“林明光一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的不是游匪，游匪只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