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闪认为，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两次叛乱，除了成都空虚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蜀汉“募兵制度”和“郡守”官员制度的弊端。
自秦代开始，全国实行郡县制，汉代延袭了这一制度。东汉时期将全国划为13个州，每个州各有一名朝廷派遣的刺史；州下设郡，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太守或郡守；郡下设县，一般称为县令；县以下就靠地方的乡绅、宗族族长进行自治，因此古代有句话叫“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州、郡、县的行政管理方式，与一千多年后的省、市、县并无太大区别，但这个时代交通不便，行政效率低下，因此各郡最高长官的太守很容易大权独揽，形成割据势力。朝廷派刺史到地方负责监察工作，正是为了防止太守形成个人势力来对抗中央。
然而，负责监察工作的刺史（官秩六百斛）官位远低于太守（官秩二千斛），资历也比太守浅。汉代时期国家安定的时候，刺史凭借特殊身份还可以震慑太守。可到了国家动荡的时候，地方上一手遮天的太守往往就不受刺史约束，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刺史与太守狼狈为奸，盘剥百姓的事情。
刘闪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弊端造成了征兵上的漏洞。
西汉时期，采用的是“兵农合一”的征兵体制，到汉武帝时渐有破坏。东汉初期，刘秀改革军制，彻底取消了这种兵制，但由于内忧外患，连年用兵，仍需要大量军队，不得不经常采用临时措施，以致兵役制度显得有些混乱。
现在的兵役制主要是募兵和征兵为主，兼有谪兵、屯田兵、异族兵等等。由于地方郡守独揽大权，在粮食征收、征兵募兵、军械生产等方面有很多漏洞，很容易造成地方郡守拥兵自重的现象。在刘闪看来，上次刘永和刘理叛乱，以及刚刚平息的刘莲叛乱，都是地方拥兵自重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