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和公司上面，不光是有内务府，还有宫正司，内部更是不知道被方正化留下了多少或名或暗的东厂探子。
这个情况，让张彝宪不敢掉以轻心，事事以赚钱盈利让帝后和诸妃们满意为第一考虑。
作为一个以懂财计知名的内臣，张彝宪深知南洋公司成功的秘诀，所以在正常经营宝和公司遍布各地的庞大产业的同时，也把目光瞄准了海贸，而且是垄断性的海贸。
在广州与荷兰人、葡萄牙人的贸易，被南洋公司垄断了。
而泉州、宁波、上海这几个地方，如今却是江南那些世代豪商们的天下，知道轻重的张彝宪不敢轻易插手，于是就把目光瞄准了新开的通商口岸登州。
张彝宪通过皇后周氏表达出来的这个想法，被皇后说给崇祯皇帝知道以后，很快就被崇祯皇帝拍板同意了。
对崇祯皇帝来说，在这个时代完全放开大明朝民间海商与荷兰人、葡萄牙人等西方殖民列强的贸易，并不一定是好事。
在他看来，先把这样的事情，垄断在皇家贸易公司的手里，不仅更加容易控制贸易的规模和种类，而且也与荷兰动因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国家型公司更对等，能使大明朝在贸易中不至于处在弱势地位。
今后，至少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摸索之后，再选择逐步放开民间与西方殖民列强的自由贸易，这样做，会对大明朝的这一边更加有利。
说起来，还是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对大明朝南北的榷政使司，以及设在各个通商港口的市舶司官员们不放心。
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独有的物产，比如说茶叶的种植与生产，比如说瓷器的烧造，比如说各种特有的果树苗木动植物什么的，都是在中国商人与西方殖民列强的贸易之中，被西方人带走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茶树了。
茶叶历来都是中国与西方殖民列强之间非常大宗的贸易物品，但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茶树的种子和树苗被西方商人带走，最后在印度和非洲试种成功。
很快，中国的茶叶出口量，就急剧下降了。
原本的历史上，崇祯皇帝并没有从开海通商入手缓和财政困局，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一世，自从崇祯皇帝决定开海通商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会提前出现。
真要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可就是大大的罪过了。
所以，他一方面要求户部与南北榷政使司制定了严格的关税条例，以及禁止出口物品的清单，将川滇闽浙等地的茶种茶树，列入了严禁出口境外的名单之中，另一方面，就是想办法尽量将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这两家如今在东方比较活跃的殖民列强之间的直接贸易，控制在皇家贸易公司的手里。
毕竟，像南洋公司、宝和公司、四大恒与东瀛公司之类的这些皇家贸易公司，通过内务府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他们在执行皇帝的意志的时候也更坚决。
所以，崇祯皇帝不仅授予了南洋公司在广州港以及濠镜澳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人的贸易，而且也授予了宝和公司在登州港以同样的特权。
只是如今荷兰人、葡萄牙人的商船来往闽海海峡的时候，需要向郑芝龙旗下的澎湖市舶所缴纳高额的关税，所以北上登州港的荷兰商船、葡萄牙商船，眼下还比较罕见。
能够前来登州港贸易的，也只有少量本来来往于长崎与巴达维亚之间的荷兰商船。
不过这些商船同样受到了载来稻米即减免关税的诱惑，从日本长崎带了一些稻米过来冲抵停靠交易的关税。
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却总比没有要好上一点，最起码登莱镇的粮食储备，却因此而在一直持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