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野孩群几乎是一个阶层。我们可以说，谁也不要他们。
“野孩”（gamin）这个词，到一八三四年才初次印成文字，由人民的语言进入文学词汇。它是在一本题名为《克洛德-格》的小书里初次出现的。当时曾使舆论哗然，这个词却被接受了。
使那些野孩相互间得到敬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认识一个野孩，并且和他有点交往，他因见到过一个人从圣母院的塔顶上摔下来而受到高度敬重和钦佩；另外一个，是因为他曾千方百计钻进一个后院，并且从暂时寄放在那里的几个从残废军人院圆屋顶上取下的塑像身上“摸”了一些铅块；第三个，因为见过公共马车翻身；还有一个，因为他“认识”一个几乎打瞎了一个老财的眼睛的士兵。
这才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一个巴黎的野孩会嚷出这样的话：“天主的天主！我有没有倒霉事儿！只需说我还一直没见过一个人从五层楼上摔下来呢！”ai－je（我有没有）说成j’ai－ty，cinquieme（第五）说成cintieme。那种含义深远的警句是俗物听不懂的，只能一笑了之。
下面这是个乡下人说的话，那当然是一种妙语：“我说伯伯，您的老婆害病死了，您为什么没有找医生？”
“那有什么办法，先生，我们这些穷人，我们自己死自己的就是了。”假如那样的谈话能代表乡下人的那种辛辣的被动性格，下面的这句就必然能代表郊区小孩那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在囚车里听着他的忏悔神甫说教。巴黎的孩子嚷了起来：“他和吃教门饭的讲话。哈！这孱头！”
在具有宗教意味的事物前表示一定程度的勇敢，可以抬高野孩的声望。意志坚强是重要的。
赶法场，成了一种义务。大家指着断头台笑。他们替那东西取了各色各样的小名：面包汤的末日、嘟囔鬼、升天娘娘、最后一口，等等。为了要看个清楚，便爬墙，登阳台，上树，攀铁栅栏，跨烟囱。野孩生来就是盖瓦工人，正如他生来就是水手一样。在他看来，房顶并不比桅杆更可怕。没有比格雷沃更热闹的场合了。桑松1和孟台斯神甫2真是两个无人不知谁人不晓的名字。为了鼓励那受刑的人，大家围着他喝彩。有时也对他表示羡慕。拉色内尔3在当野孩时，望着那可怕的多坦从容就刑时说过这样一句谶语：“我真动了醋劲儿。”在那野孩群里，没有人知道伏尔泰，却有人知道巴巴弗因。他们把“政治家”和凶杀犯混为一谈。他们把每个人最后一刻的模样都口口相传保存下来。他们知道多勒隆戴一顶司机帽，阿弗利戴一顶獭皮便帽，卢韦尔戴一顶圆顶宽边帽，老德拉波尔特是个秃子，光着头，加斯旦肤色红嫩、非常漂亮，波利斯留着浪漫派的短胡子，让-马尔丹还背着他的吊裤带，勒古费和他的母亲吵架。“别为你的筐子4罗嗦了。”有个野孩冲着他们喊。另一个，为了要看德巴凯走过，由于挤在人堆里太矮了，在看到河沿上的路灯杆时便爬了上去。一个在那里站岗的警察皱起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