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30日，我收到比利寄来的几张字条，告诉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与此同时，我还收到利玛医院一位患者寄来的信，该患者几天前曾与我通过电话。
敬启者：
与你通过电话后，我决定重写这封信。我直奔主题吧。比利的律师探望之后24小时内，比利从第五重症病房被转到了第九重症病房，因为那里防范更加严格。
转移决定是由“医疗小组”在每天早晨的例会中做出的。这对比利是个意外的打击，但他应对得很好……
现在，我只能在活动时间与比利交谈。我发现比利承受的压力几乎到了极限，他说除非辞退他的律师，否则他永远会被禁止会客、写信和打电话。他们警告比利别再有出书（作者写的这本关于他的书）的非分之想，监护人员还不断地-羞-辱他。（因为帮助他出书，我也遭到了痛斥，这里的人不希望该书出版。）
但愿我能帮上忙。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尽管告诉我。
此致（名字隐去）
为保护他们的隐私，我隐匿或更改了一些人的名字，包括与比利同住一个医院的患者和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护士、看守和警卫人员，以及一些机构的基层工作人员。
在比利律师的抗议下，副检察长后来通知我，医院已经取消了对我的限制，我可以自由探视比利了。
我曾致信林德纳医生，让他有机会说明自己对在利玛发生事件的看法。鉴于他没有回信，我认为有必要公布关于他的信息来源，其中包括：我在法院目睹的他的言行和外貌特征；比利的回忆中关于他们会面的的情况；媒体报道比利治疗情况时引述林德纳本人说过的话；以及在报章评论和录音访谈中，其他专业人士对他作为精神病医生的评价，例如1980年8月19日《明报》的相关报道。
此外，根据系列报道之三“重访利玛医院”中的描述，心理健康局局长莫里茨（timothy）承认，许多患者抱怨利玛医院没有提供恰当的精神治疗。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因为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利玛医院没有足够的合格工作人员。
此外，他（莫里茨）还承认，医院现有的一些工作人员不具备州政府要求的资质，例如：临床主任林德纳虽是医生，但不具备精神病医生所需要的资质……
他认为林德纳是一名好医生，并为聘用他辩护说：“只能聘用林德纳医生，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莫里茨指出，州政府提供的工资无法吸引既优秀又合格的医生。他解释说，精神病医院不超过55000美元的年薪远低于其他医院。
因此，利玛医院合格专业人员的人数远不能满足需要。其结果是，未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病房看守便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力……
在不准许我探视的那段时期，比利与我的交流也受到限制。他没有纸和笔，只能在看守在场的很短时间内写东西。不过，这倒练就了他快速做记录的本事，得以描述发生在利玛医院里的事。比利偷偷记下了自己的想法、感觉和经历，交给前来探视的人转寄给我。
外界有关比利的看法直接摘自玛丽的日记。玛丽是位-羞-涩的女精神病患者，在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结识了比利。她每次从阿森斯市乘车到利玛都会去探视比利。后来，她索性在医院附近租房住下，以便每天去探视比利。玛丽在日记中记录了比利的想法、表情和行为，以及她对他的感觉。
感谢玛丽同意我发表她日记的部分内容，否则我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因为这些资料证实了比利对很多事件的回忆。
在过去的12年里与比利接触过的律师、精神病医生、公共辩护律师、警官和友人为我提供了第一手的写作素材，使我能够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很多在《24个比利》无法深入描述的内容在本书中都得以详细披露。
读这部12年后的续集时，如果你的心难以平静，那是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跌宕起伏。
简·纽曼
1993年10月于佛罗里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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