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樱”秦卓道，他手上有信州矿场。
宋代信州有矿场，当时采取了官民合办的方式经营开采。
具体做法是由官府提供冶炼设备，即炉灶，召募民间矿户开采，矿户生产的铜产品，必须卖给官府。这里，价格因素对生产起调节作用，官价的高低直接关联官府和矿户的利益，影响双方的经营行为。
北宋徽宗年间，铜的收购官价每斤250钱，当时物价较贱，矿户见有利可图，采矿者达十余万人，昼夜开采，年产各种矿数千万斤，其中炼成铜料有五百多万斤，占当时大宋全国四分之一，年铸铜钱一百多万缗。
时过几十年以后，到了南宋高宗绍兴12年，各种物品都涨了，人工物料也随之昂贵，唯独官定的铜产品收购价格仍然是每斤250钱。矿户失利，弃矿而走，投入采矿者由原来的十多万人，减到不及400人，铜产量由原来的五百万多斤下降到只有8万多斤，官府收入也微乎其微。
宋朝廷还不甘心经营铜矿的失败，力图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恢复往日繁荣。绍兴13年，诏令大官僚耿延年疾速躬亲前去办矿，他张榜告示，甚至派人深入田间地头动员民户开矿，宣传了两个月，也没有人响应号召，出备工本，情愿前来应募投入开采。下层官吏为应付上级差司，竟用诬胁强迫的办法，追捕有资力的民家，强其所难，结果，只是大为民殃，对开矿仍无济于事，信州铜矿因此破产。
秦卓了这里沉声道：“信州铜矿前盛后衰，是因为官府对铜价没有及时调整，收购价偏低，矿户无利可图，采矿业也就无人问津而失去活力，最后导致矿产破产，官府也失去了相应的收入，甚至连这个矿都荒废了。“
”我于十五前年拍下信州铜矿，每年只需五千贯租金，因为官府收购价低，所以我只安排了一千人在慢慢挖矿。“
秦卓每年安排一千人挖矿，每年要亏五千贯，没错，他是在亏本在维持矿场。
他多次向朝廷提议收购铜产品要涨价，朝廷无人问津。
赵与芮听的也是郁闷无比，只要朝廷涨点收购价，朝廷和民户都能得利，但因为与个人利益无关，事关官员无人关心此事，不但百姓没有收入，朝廷也荒废了一个好矿。
信州矿场即使到了后世，仍然号称国内第二大露铜矿，可见藏量之丰富。
这件事明明对朝廷也有益，因为下面的官员不关心，而白白荒废，现在，如果有人直接向宋宁宗提这件事，并陈述利敝，皇帝多半会同意。
最后秦卓道：”我计算过，官方收购价如果能涨到四百五十文一斤，信州矿场有机会重复盛时，最少可以安排五到十万矿工。“
“每年获利数十万到上百万贯。”
“矿场盛产铜铁锡，还能私铸铜钱，打造兵甲。”
”沂王有钱有人，想练兵想办事，都可以。”这秦卓真是胆大包，越越夸张，什么私铸铜铁，打造兵甲，就差鼓惑赵与芮造反。
”可以，这件事，交给我来办。“赵与芮权权衡利弊，一口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