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犯过一回“政治错误”。
那是在语文课上，老师教大家如何描写长安街的夜景。老师循循善诱，“到了晚上，长安街的两边亮起了什么呀？”她需要大家接“彩灯”。我小时候虽然挺蔫儿，但是偶尔说出一两句话来，听着还挺葛，这可能就是我说相声的天赋吧。我下意识地接了一句，“点起了蚊香。”全班哄堂大笑。
老师被我气哭了。语文老师二十出头，本是青春少女，平常却总是一脸严肃，穿得也挺沧桑，估计是为了镇住孩子们吧。那天她肯定在家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我这一接下茬儿，触痛了她的敏感神经。不然就是再脆弱的人，也不可能因为这点儿事儿痛哭流涕。
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了我一堂课：“你小小年纪，思想复杂。”那么大点儿孩子能复杂到哪儿去呀？老师先给我来这么一句，吓得我差点儿尿了裤子。
“你这是侮辱社会主义！”那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但是很多人身上还有文革的影子。“幸亏你岁数小，要是岁数大点儿，你犯的就是政治问题。”这下儿我更害怕了。我爸爸就因为一点儿海外关系，就受那么大罪。我要是侮辱社会主义，那还不得判刑呀？
老师接着进行批斗，“我要把你的言论记到档案里。你们的档案是跟你们一辈子的，将来你走到哪个单位，都会带着这个污点！”那么大点儿孩子哪儿有档案呀？可老师就那么说。我一听这辈子都完了，我再也顾不上脸面了，放声大哭。
这件事让我后怕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期末拿到学生手册，看到评语一栏儿里没写我侮辱社会主义这件事儿，我才放了心。
我小时候虽然文革结束了，但是有些极左的东西在学校还保留着，比如说吃忆苦饭吧。老师弄点儿棒子面，再从野地里拔点儿草，从菜站捡点儿菜帮子，放到大铁锅里熬得半生不熟，跟鸡饲料似的。每人盛一碗捏着鼻子喝下去，为的是别忘旧社会的苦。
学校还请老贫农讲解放前受苦的故事。给我们讲故事的是学校附近村子里的一个二流子，别人都下地干活儿，就他游手好闲，所以生产队就派他来糊弄我们这帮孩子。
老贫农声泪俱下，讲旧社会地主喝他妈的奶，把他媳妇儿卖到窑子，霸占她妹妹，逼他爸爸跳井……核着他们家人都让地主给祸害了，一个没剩下。
他还挽起裤腿，让我们看他腿上的伤疤，说是到地主家要饭，让狼狗咬的。学生当中有跟他一个村儿的，说那伤口是他晚上翻墙进院，偷看人家大姑娘睡觉，让人拿锄头打的。
别瞧老贫农没当过主持人，还挺注意互动。问我们，“同学们，你们说地主老财孙子不孙子？”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