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蛮夷跟蛮夷，也有区别。楚与中原诸夏发生关系最早，西周初年就已受封，春秋之始已是南方之强，后来更成为天下霸主，便由蛮夷变成华夏。楚在南方崛起最早，与他们接受中原文化不无关系。
吴的兴起则晚得多。他们要到楚庄王称霸以后，才开始在历史舞台上露脸，[4]而且直到春秋晚期也仍是蛮夷习俗，依然断发文身。[5]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联合鲁国伐齐，战于艾陵（今山东省泰安县）。夫差为了对鲁国司马州仇表示欣赏，竟赐给他盔甲和宝剑。州仇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因为按照华夏礼仪，君赐臣剑，是要臣下自尽。夫差显然不懂规矩，这才闹出笑话。最后，还是孔子的学生、外交官子贡出来打圆场，代这位鲁国司马答谢，说“州仇奉甲从君”，这才应付过去。[6]
[4]吴国的国名始见于《春秋》，吴国君主始见于《左传》，都在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
[5]据《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灭徐，徐君“断其发”以示臣服。至春秋末，人们仍称“吴发短”，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6]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越的文化更落后，是“断发文身”兼“徒跣不履”，也就是头发剪短，身上刺青，光脚不穿鞋，语言与诸夏更不相通。他们参与国际性角逐，是在春秋晚期，而且一开始只是楚人的跟班，名次还排在顿国、沈国和徐国的后面。[7]
[7]越人参与国际性角逐，在公元前[537]年。《春秋·昭公五年》称：“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吴始用兵于越，在鲁昭公三十二年。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则在鲁定公十四年，该君即越王勾践。
范蠡的自述就更为凄凉。
灭吴之战，勾践围吴三年，吴人不战而败。吴王夫差派王孙雒（读如洛，亦同洛）前去求和，范蠡却拎着鼓槌提着战鼓去应对。王孙雒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大事不好。于是王孙雒说：尊敬的范先生范大夫啊，助天为虐不吉祥。如今吴国的稻子被螃蟹吃得连种都留不下，贵国就不怕不祥吗？
范蠡则不无悲愤地回答说：亲爱的王孙大夫啊，我们越国的先君，在周天子那里连个子爵的地位都得不到，这才躲到东海之滨，与蜥蜴、鳄鱼、虾蟹、龟鳖为伍，像青蛙一样生活。我们虽然很惭愧地长了一张人脸，其实跟禽兽没什么两样，哪里听得懂你说的那些人话呢？[8]
[8]请参看《国语·越语下》。
看来，越人不但文化落后，还因此受过歧视。
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越、吴、楚，虽然一个比一个文化落后，一个比一个更是蛮夷，但国运的兴衰，霸权的兴替，却像老百姓堆柴火，后来者居上。先是吴胜楚，后是越灭吴。吴胜楚，是在楚灵王死后不过二十三年；越灭吴，也只在阖闾死后二十三年。无乃过速乎？无乃神奇乎？
是啊！齐、秦、晋做不到的，吴做到了；楚做不到的，越做到了。蛮夷小邦的勃然兴起，真是锐不可当。难道世事的变化真如民谚所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难道后起之秀吴和越，真是“秤砣虽小压千斤”？难道一个邦国或族群，文明程度越高，就越是斗不过那些蛮族？
难讲。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创造或改写历史的。比如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创造了希腊文明的多利亚人，征服过埃及、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的波斯人，创造了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便都曾经是蛮族。
事实上蛮族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又霸又蛮。他们血气方刚，生机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没那么多清规戒律和陈词滥调，也未必都按牌理出牌。所以，希腊被马其顿征服，马其顿被罗马征服，罗马则被文明程度更低的日耳曼人所灭。也所以，夫差见了勾践，就像宋襄公遇到了楚成王，有理说不清。越能胜吴，确实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然而吴国这颗冉冉升起又很快陨落的新星，固然堪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越国同样难逃一死。[9]最后真正强大起来的，不是越，更不是吴，甚至不是晋，而是齐、秦、楚。
[9]勾践灭吴一百三十九年后，越王无疆伐楚，兵败身亡，越国实际上不复存在。
这实在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