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
的确，叔段虽为心腹之患，彻底根除却需要时机。毕竟，此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老妈的亲儿子。仅仅因为他违规违纪就大动干戈绳之以法，情理和情面上都说不过去。有这层关系在，下手就不能太狠，顶多只能把他叫来训一顿，再挪个地方。不过，此人既然有武姜这个大后台，治理整顿的结果便可想而知。就连教训和移封，都未必能够实现。
因此，不能治标，只能治本。
治本的办法，是一次性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叔段和武姜都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再也别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但，这需要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就是谋反。
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有此大罪，无论如何处分，都不会有舆论压力。只不过，谋反并不容易，一要有心，二要有胆，三要有力。心和胆，叔段和武姜都有，缺的是力。有力，才能壮胆，也才会铁心。庄公一直按兵不动，对祭仲和子封的劝阻不予采纳，对叔段也一忍再忍，就是为了让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砣，铤而走险，以便治罪。为此，庄公隐忍了二十二年，他真是很有耐心。
郑庄公也很有胆魄，他其实是在押宝。第一，赌叔段和武姜必反；第二，赌他们谋反必败。这才决心姑息，以便养奸。养奸当然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如果叔段和武姜不反，他就满盘皆输；如果谋反成功，他就死无葬身之地。
这是一场豪赌。
现在看，庄公是赢家。
赢家让史家左右为难。我们知道，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以礼治国”，即“礼治”。依礼，郑庄公可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他是嫡长子，武姜反对他继位，是武姜不对。他是国君，也是兄长，叔段跟他叫板，是叔段不对。叔段分庭已是非礼，更何况犯上作乱？当然灭他没商量。
然而谁都知道，叔段的贼心和反叛，是郑庄公姑息养奸养出来的。可惜，又谁都无法指责。因为庄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武姜的“孝心”。他如果后来没跟武姜翻脸，谁都奈何不了他。
庄公城府之深，毋庸置疑。
礼治之尴尬，则可见一斑。
尴尬的史家只好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来记录历史，表明态度。据《左传》的解释，这种表述方式既指责了叔段不像弟弟，也指责了庄公不像哥哥，还暗示了叔段之罪实为庄公养成。此即所谓“春秋笔法”。据孔子说，这对违背礼法之人是有震慑作用的。
可惜这种作用似乎收效甚微。相反，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而且未雨绸缪。因为春秋已非西周。君位被人觊觎甚至夺取，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就在三年后，便有一位国君被他强悍的弟弟谋杀了。
这个强悍的弟弟，叫州吁（读如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