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世界航运价格和船只价格都开始了飞快上涨。对于中国远洋轮船公司的总经理李子初来说，这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中国远洋轮船公司从1913年开始，就对上海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江南船坞、青岛造船厂、营口造船厂、大连造船厂提供大笔贷款用于修建、扩建船坞、船台，并签订了多艘商船的合同。
比如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1913年的资产不过200万元，只能建造一两千吨左右的客货轮2到3条。不过在远洋公司提供了800万元的贷款后，1914年即可修建5000吨以上船只。
在革命委员会提供了从美国钢铁公司获得的8500吨标准散货轮船图纸及相应动力部件、船用板后，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已经可以同时修建两条标准货轮了。
江南船坞的技术装备和技术工人比求新厂更加出色，因此在得到了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后，可同时修建4条标准货轮。青岛、大连、营口这三家造船厂，年产商船吨位也超过了1万吨。
也就是说，从1915年开始，国内这5家造船厂能够为中国远洋提供不少于万吨一年的商船。再加上从美国、日本造船厂订购的船只，光是1915年就有25万吨的新商船入水。面对这个快速增长的航运市场，这简直就是在下金蛋了。
而除了这些新建商船外，从那些无法经营下去的船主那里收购商船，也成为了远洋公司的另一财源了。在德国银行家的斡旋下，德国轮船公司不得不把大批的旧轮船贱卖给远洋公司，将一些新轮船租赁给远洋公司。
截止1915年6月底，中国远洋公司的船只已经突破了300艘，总吨位为121万吨，其中包含了向德国船主租赁的37万吨。而上半年公司的营收也超过了2900万美元，去年同期营收不过才500余万美元而已。
当吴川接到了李子初发来的电报后，心里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按照这个航运价格的增长趋势，下半年的航运价格起码是上半年的150%以上，今年的航运利润至少能够达到35%，他和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打赌条件已经差不多提前达成了。
而经过了去年下半年的战时经济和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大扩张之后，东三省的经济发展终于被战时经济统制委员会纳入到了计划体制之内。战时经济统制委员会下辖工业资源统筹管理处、工业标准局和对外贸易委员会三个部门。
对外贸易委员会负责接受外国采购订单和向国外采购原料，并负责外汇结算业务；工业标准局则负责制定各项零部件的标准尺寸和各项生产标准，以确保各厂家的生产能够统一协调以节省资源，并确保满足外国订单的需要；工业资源统筹管理处则对各种工业原料进行分配，以确保原料优先供应给那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去年的战时经济统制委员会主要还是把重心放在了军事工业上，确保了革命委员会在同日军的作战中一直保持着充沛的物资供应。计划生产模式在军事工业上的成功，一时让革命委员会上下都认为，将此种模式扩大到民用工业的管理上应当也问题不大。
不过这种理想上的美好，很快就受到了现实上的打击。军事工业生产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因此只要弹药能够打死人，并生产出足够充沛的数量，前线的将士们是不会提出什么意见的。但是对于民用工业来说，他们所服务的对象可不仅仅是一个能够使用就能搪塞过去的。
对于民众来说，他们总是希望能够花较少的钱享受到更多的服务，而不是相反。因此依照军事工业总结出来的计划生产模式，最终都会成为市场上的滞销货。如果不是别无选择，大家基本上都不会选购它。
此外，民用工业的生产链条要比军事工业复杂的多，也琐碎的多。如果完成有效的计划生产，就需要达到非常精密的计算，而这显然是革命委员会的弱项。现在的革命委员会最为缺乏的，就是理工科人才。
因此从1914年10月到1915年5月，吴川就把大部分精力花费在了，如何调节计划和市场的统一，以确保双方达成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如果不采取统一采购、统一分配、统一定价的办法，那么不是造成市场上原料价格的暴涨，就是厂家之间互相竞价导致整体利润的下降。
虽然一开始革命委员会试图管制市场的行为很让那些工商业者不满，这显然破坏了某些人想要借机牟取暴利的机会。但是随着革命委员会逐渐找出了计划和市场调节的平衡点，使得大多数工商业者都能稳定获利之后，这些抱怨的声音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