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人看来，2010年时我可能风光无限，但事实上，那一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疼痛。
在墨尔本的赛场上，我的膝盖又肿起来了。在连续击败了艾拉科维奇、扎维、汉图楚娃之后，身边所有的人都看出我的腿有问题了。
病来如山倒，这次膝伤发作得很厉害。进入前十六后，我每打一天就必须休息一天，因为膝盖已经承受不了连续两天以上的运动了。
之前我已经打过一次可里松消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就向澳洲的医生求助，对方推荐给我一种昂贵的针剂，一管要500欧元左右。第二天，我把针剂带到比赛现场，请赛会医生帮我打针。我熟悉的赛会医生恰巧不在，另外一位女医生说，找她也一样。我就去她那里打针。
这位医生对我之前的病情并不在意，她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我的腿，说：“这不是水肿。”
她没有抽水，也没有做任何其他处理，直接把针剂注射进我的膝盖。
好疼！我忍不住尖叫了一声！那是我有记忆以来对疼痛最直观、最深刻的一次体验。我一向自认是个对疼痛不那么敏感的人，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一般的小伤小痛我是不会当回事的，但那天当医生把针头拔出来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当场疼哭了。打完针后，我和南非治疗师说：下次就算死，我也不会再找这个医生了。
打完针以后腿还是没有消肿，那场我要对阵丹麦新秀、4号种子沃兹尼亚奇，我就那么拐着腿上了场，居然还赢了。
这次胜利就像这管针剂一样匪夷所思。
第二天上午我和治疗师说，我还是得找原来的赛会医生。那位医生和帮我做手术的艾瑞克医生是好朋友，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
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找到了赛会医生，赛会医生听我说了前一天的情况，检查完我的膝盖，告诉我：“她根本就没帮你把水抽出来。”
我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不能跟她说，毕竟她是医生，是专业人士。”
后来这位赛会医生从我膝盖里抽了两管半的水出来。抽水的时候，他得把针头插进膝盖里面，然后慢慢将针筒拉开，让膝盖里面的积液沿着针头进到注射器里面，这很疼，但比起前天女医生的那一针，我觉得这已经完全不算什么了。
医生一边看着监视器，一边不停地换地方，将针头扎进去，然后引出新的积液。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找地方，好尽可能将全部积水吸出来。
这次治疗姜山没去，是我的治疗师带我去的。我的治疗师就是上次去奥克兰海港大桥蹦极，我们都在犹豫不决时毫不犹疑从台上一头扎下去那位。
治疗师是南非人，胆子大极了。那天他脸色也变了，回来以后，他对姜山说：做了这么久的治疗师，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当时他看到医生一针一针往外抽水都觉得心在哆嗦。
抽出两管半积水后，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可里松，他警告我：“你不能再打了，你两个星期之内已经打了两次可里松，就算再怎么肿也不能打了，对你身体不好。”
我说行，没问题。
打完可里松后，感觉稍微好一些。
第二天，我要跟大威打比赛，第一盘输掉了，第二盘比赛开局也比较低迷，但在第二个破发点上我实现了关键破发，把比赛拖入了抢七，抢七的结果是我以7∶4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