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爸爸又带我回上海，他正积极筹备《时与潮》在上海、北平、沈阳复刊。他料想不到的是，在胜利的欣喜中大家各自离开重庆，抱着今后有全国发行的宏伟远景，谁知辉煌的岁月竟一去不返。
在火车上，我告诉他张大飞追思礼拜的奇遇，父女相对嗟叹不已。
爸爸说，自从郭松龄兵谏失败之后来到南方，幸能在中央有说话力量，负责组织地下抗日工作，使沦陷满洲国的百姓不忘祖国。当年招考青年入黄埔、读中山中学，即是为了培植复国力量。如今十五年，许多当年由东北出来从军，像张大飞这样以身殉国连尸骨都不能还乡的，盼望我父能早日回去，设法抚恤他们的家人。苏俄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才对日宣战，十三天后，日本关东军接受盟国波茨坦宣言，在哈尔滨向苏俄投降，苏俄俘虏满洲国皇帝溥仪，并将日军五十九万四千人全部俘走，宣称“满洲部解放”。胜利后一整年，抢拆境内工业设备运往俄国，将重要地区、港口、军事设备交给中国共军，帮助他们与中央军对抗。今后东北的局势相当艰困，抗战中的牺牲尚未必能换来家乡的安宁和幸福，对殉国者遗族何日才能照顾？
火车上这一席话。是父亲第一次把我当大人看待，与我长谈。直到他在台湾去世，我们一生中有许多对人生、对时局值得回忆的长谈。
回到上海，我仍住在俞家，那似乎是我与俞家的约定。我虽只走了三天，但南京之行给我的冲击使我重见上海的心情和十天前初来时不同。那虚张声势的繁华令我不安，知道自己是融不进去的局外人。希望带我见识上海的俞君，仍是那个举着火把从白塔街窗下高歌走过的他，是那在河堤上有说不完“外面的故事”的他，但是他已渐渐走回他原来的朋友圈子，走回他生长的城市。走在繁华的街上，我竟常常想念重庆，想念三江汇合处的乐山。
大约一星期以后，爸爸给我买到运输物资的军机票（战后复员，允许公务人员和大学生搭乘），让我去北平与刚由重庆回去的母亲、妹妹团聚。上海郊外那座临时军用机场只有几间铁皮平房。除了条跑道之外，四周长满了半人高的芦苇。俞君送我到门口，看我跟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停机坪。螺旋桨的飞机起飞前滑行时，我由小窗往外看。看见他穿着卡其裤的两条长腿在芦苇中跑着，向飞机挥手，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
这架小型的运输机在驾驶舱后面装了两排靠墙的铝板，八个座位，上面有帆布带把人栓稳，后半舱装货。飞行一段时期，我仍在恍神状态，想着在芦苇中跑着的人，
但是也知道邻座的人一直在看我，终于，他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