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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讲，与三村农民的对话，要比与下岗职工的对话复杂和艰难的多。
为了响应上面建设度假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柳树乡三个村的农民忍痛让出了祖祖辈辈憩息的耕地、山林、水面，由昇龙房地产公司租用了七十年。
昇龙公司在平整了部分场地，砍伐了部分树木，建了几栋别墅，在平地建了围墙，在山林安了铁丝网后，就撒了手，把一个烂摊子摔给当地政府和三村农民。
但这些地租了出去，三村农民和地方政府没有使用权，如果要使用，就要交费，昇龙公司就可以坐地收租；如果不使用，就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如果工程进度顺利，游客多，说不定问题可以掩盖得住。可因为昇龙房地产公司撒手，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据我初步了解，昇龙公司并不是想独建度假村，因为费用太大，投资回收期太长，风险太大，而是先搭个架子，摆个姿式，引各路诸侯前来投资。
由于资金吃紧，这个事就拖了下来。
看来，度假村的问题不少。首先，公司实际圈用的面积，超过了租用的面积；其次，按合同应给农民的青苗补偿费、土地租用费等大部分不知去向。
农民多次找乡里、县里未果，分别组织了三个上访团，由每户摊钱，到中央、省、市上访告状，到省、市的两个上访团已被信访部门劝回，劝回的理由是，省里对农民反映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视，专门派了一个县委书记来处理此事。
与此同时，省、市领导也严令我亲自接待，要求我站在“三农问题”这个政治高度上，务必给农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听说到北京上访的农民连中央信访局的门都没摸清楚，如今正萎缩在火车站候车室里过夜，打算静坐新华门。
如此事弄得中央领导“震怒”，月光县的影响就大了，省市必定更加恼火，所有的怒火必定往我这个县委书记头上浇，他们才不管我是不是新来的呢。
这样以来，我的压力就更大了，处理不好，有可能重蹈前几任书记的覆辙，卷铺盖回家。
客观地讲，这个问题我是难以处理好的。我相信，就是换了其他的书记，恐怕也难以处理好。这个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不是有关领导不敢拍板，不是有关领导自身不过硬，而是背后的瓜葛太多，也不知里面的水有多深多浑，牵一发而动全身，弄不好就翻船。
事情到了这一步，无疑与昇龙公司董事长古汉科有关，古汉科是本地柳树乡人，据说精明过人，很早就拉出一个建筑队，靠这个建筑队起家，到省、市、县揽了不少的项目，工程越做越大，现在可以一次做十几栋住宅楼。
他现在的政治身份是省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县政协副主席，跟省市县方方面面的领导都打得火热（不知道还有没有更上面的关系），关系盘根错节。
唤一个副县长就像唤一条狗，惹恼了他，县里的副书记、副县长他一句话就可以撤，市县组织部就像是他家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