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又把球给踢回来了？”我问。
“那你觉得呢？”董正反问道。
“我觉得，该县里管的干部，譬如说柳顺平，转回来处理还情有可原。市里管的干部，譬如说，这三名县领导，怎么又转回来了呢？县里怎么有权处理市管干部的事呢？市里是不是在推卸责任啊？”我说。
“是啊，我想了一下。一来市纪委确实很忙，二来他们确实认为这件事太小了，捻不上筷子，让县里自我消化也没什么不妥。我没办法，只好让县纪委和信访局派人调查，果真如此，而且还支付了几年。自家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还要公家付，这也太不像话了，说出去也丢人啊。”
“是有一点丢人，很有一点丢人。要么不请，要请就应该自家支付费用，怎么会用公款支付呢？难道他们这么一点认识，这么一点觉悟都没有吗？”我问。
“这些清洁工、保姆、花匠是红庙乡主动帮忙请的，费用也是红庙乡主动要支付的，不是这三位县领导主动提出来的，这一点不能冤枉这三人。”董书记说。
“你敢处理吗？”
“当然敢处理，这有什么不敢的。”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我思前想后，考虑到这三人的地位，派谁处理都不合适，只有我亲自去办了。为了不使自己与这‘三巨头’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减少工作阻力，我决定悄悄地，低调处理此事。”董书记说。
“我在月光县很少串门，但这件事不一样，情况特殊，我得串门了。晚上，我主动到了县长马志家，先拉了拉家常，扯了一些经济工作方面的事，然后‘顺便’提出了家里雇工的费用问题，很虚心很诚恳地征求他的意见。”董书记说。
“马县长怎么说？”我问。
“他气呼呼地说：‘征求什么？我检讨，我付钱。’我妥协说：‘过去的就算了，从下个月开始，能不能不让红庙乡支付费用。’马志似乎心存芥蒂，狐疑地望着我，大概是想看我耍什么把戏。我确信我一脸的真诚，坦坦荡荡等他回答。”董书记说。
“沉默了好一会儿，马志终于开口了：‘别看我是县长，其实家大口阔，穷亲戚又多，日子也不好过。好吧，从现在开始，我辞去花匠、保姆，自己负担清洁工的费用。’不知怎的，我有些感动，问马志能不能委屈自己一下，跟赵程大、孙凌云说说，参照马县长的办法办。”董书记说。
“可马志怎么都不肯去说，坚持要我去说。县城就巴掌那么大一点地方，人很好找。我很快来到赵程大家，他家里聚着一帮人，都是县里各部门的干部，很热闹。见我来后，他们都一一告辞了。我扯了一些如何培养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问题，政法战线如何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问题，如何维护社会稳定问题。”董书记说。
“然后，顺带说起了雇工费用。他说：‘都是老婆搞的，叫她别搞，她偏要搞。你知道，我是全县有名的‘妻管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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