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上辈子不过是个升斗小民，为了衣食而朝九晚九的奔波，发财只存在梦里，表达爱国的方式，也就是为正能量新闻点个赞。
回到这个时代，他也只不过是想多赚点钱，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一些，甚至在来香港之前，都还一直抱着这种想法，
就想着过来找到王婉茹的线索，写书赚钱也是为了筹集经费，完全没想过会在这里多做别的什么事。
但等他到了这里，所见所闻，对他有很大的触动。
他发现这个时候的香港，跟五十年后的香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果要找个对比，用电视里旧社会的租界来形容可能更合适，
华洋混居，却洋人在上、华人在下。
再想想后世的文化割裂，归根究底，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话语权之争。
早在1895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创作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就揭示了“群体往往呈现出‘盲目’、‘冲动’、‘狂热’、‘轻信’的特点”，
当某些人利用话语权对某个群体进行操弄之后，就会产生后来那种文化割裂的效果。
建国之初，我们先是打了一场大仗，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发展国防科技，是为了解决挨打的问题，
之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是为了解决受穷挨饿的问题，
当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之后，国家才有余力腾出手来，去解决挨骂的问题。
陈建国不会狂妄自大，觉得自己能够凭着一己之力产生多大的效果，
但是他也不会妄自菲薄，自认为什么事都干不了，
别的不说，就以他现在的笔名“江南”在香港的人气，如果再有文人为私利、为谄媚而颠倒黑白、肆意抹黑，那他也可以提起笔来，讲几句公道话，
比如倪匡，他就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受了天大冤屈的窦娥，文过饰非扮演无辜，说拆桥是为了给战友取暖，却绝口不提造成过路司机死亡，这才是判他重罪的主要原因，他到港以后也不低调做人，反而大肆宣扬过往经历以此牟利、获取某种道德资本，与之相比，当年金庸同样没少说不好的话，为什么他们一个闻风丧胆早早地远逃国外，一个却在国内有相当高的声誉，甚至受到领导的重视，
立场公正与否，就是根本所在，一个见风倒的墙头草，到哪里都不会受欢迎，
反观金庸，晚年对大陆持积极态度，影响了许多海外华人改变对内地的看法，这种就有积极性的一面，具有极高的统战价值，也是他后来在内地受欢迎的根本所在。
这段时间陈建国看报纸新闻，发现如倪匡这样的文人还不在少数，
有的是因为宝岛方面的指使，有的是港英当局的纵容，再加上很大一部分来港华人都有共同的背景，这种言论非常容易引起共鸣，
当群体产生共鸣之后，真相与否便不再重要，这才是问题所在。
经过这些天的思考，陈建国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做点什么，
既然都是文人，都有一支笔，诸如倪匡们可以大放厥词，那他也可以拿起笔来，写一些正能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