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大明已经进入了和平时期，到那个时候，超过一亿是完全没问题的。
历史上，中国的人口一直占据世界数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直到二十一世纪才逐渐走低。
所以，当时世界上的土地和人口数量，根本就不相匹配。缅甸才两百多万，菲律宾差不多的数量，马来亚半岛则只有不到百万人口。
也正因为如此，西夷殖民者才能凭借武器上的优势，以不多的兵力，轻易地占领大片土地，甚至灭掉土邦小国。
但西夷也因为人少，统治并不稳固，更多地是利用土邦的封建王公。类似于包税制，或是象代理人。
就象英国佬统治印度，保留封建王公有限的统治权，由他们收缴赋税，大头则是被英国佬拿走。
在统治之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使用这种手段，在当地扶植代理人，对辖区以包税方式进行搜刮。
这些被扶植的包税人，除了可以抽取一定比例佣金，还享受征收田赋和世袭领地的权利。
在这样的激励下，包税人疯狂压榨着底层民众，使得英国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巨额财富收入囊中。
但平民百姓不清楚这些，还照常地向老主子交纳不断增长的赋税。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直接的怨恨。
等到殖民暴行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英国佬总结教训，又利用工业革命的产业优势，对印度进行商品倾销。
同时，英国开始在印度培养所谓的“精英阶层”，并凭借对这部分阶层的收买，使得印度能够牢牢被英国掌控。
如此一来，英国不仅能继续搜刮财富，还能借用亲英统治阶级的手段，让印度人为英国效力。
对于殖民者的手段，黄立可以参考借鉴，但却不会照搬照抄。毕竟，他最终的目的，与西方殖民者是大有不同的。
除了占领初期对金银财宝的掠夺，反抗者的镇压。后续对于占领地的治理，相较于殖民者的严苛统治，大明帝国还是比较宽容。
黄立采取的手段，类似于培养“精英阶层”，这在湄公省的效果尤其显著。
毕竟越人长久以来都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熏陶，甚至文字都是用的汉字。从其中挑选服从的文人，帮助统治，并没有太大的困难。
但在缅甸，则差了很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对于中华文化的接受，就有不小的阻力。
所以，才有以招兵来替代文人。只要能够稳定统治，时间就是最好的武器。
到了马来亚半岛，还是相似的情况。为了稳固统治，大明帝国要花费更高的成本，驻扎更多的军队。
这也是湄公省和缅甸都在向登嘉府支援的原因，背后是皇帝下达的旨意。
在征讨缅甸的时候，黄立就注意到了陈进才等官员的上奏。思考权衡之后，他作出了将该地宗教世俗化的决定。
所谓的世俗化，主要用来形容宗教逐渐由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地位和深远影响，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
说白了，就是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层面，去除宗教色彩的行为。
历史上，成功的代表有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使其成为成为伊斯兰世界中最为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国家。
失败的也有，那就是伊朗。巴列维的激进改革，遭到了宗教势力的激烈反对，最终被反对势力推翻，终结了世俗化道路。
缅甸虽然盛行佛教，但佛教对于政权的渗透和影响，还不算太过强大。对于明军在缅甸的占领，寺庙和僧人也是冷静的旁观者。
但到了明军在马来亚半岛的扩张时，当地的政教合一的苏丹制度，以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令杨生芳和明军将领感到头痛。
苏丹或逃或俘，倒是好解决。对于伊教，杨生芳在无视和强硬之间，难以权衡利弊。
说到底，什么都是能够消灭的。只是看要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杨生芳就是因此而举棋不定。
“政权高于宗教，并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剥除宗教影响，就不用太担心对于统治秩序的阻碍。”
“……禁止宗教学校和经院，关闭宗教法庭，撤销宗教法律……不管是刑法，还是民法，都以朝廷制定的为准，并由军队和警察强制施行……”
杨生芳思索着皇帝的分析和办法，时而皱眉，时而微笑颌首。不能说问题迎刃而解，但黄立提供了新方法，也宽限了时间。
宗教信仰，只是对个人道德进行规范，没有强制的权力，且不凌驾于国家政权和法律之上，就不必太过担心。
就象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教，你可以信奉，也可以不信奉，自由选择权不容剥夺。
但国家法律，你却必须遵守。而国家法律，则将给予你自由的保护，任何宗教团体也没有强制和惩罚的权力。
这和治理宗族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宗法不能大于国法。否则，就给予打击和取缔。
你封闭，你保守，你不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改革。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只会发生在某个宗教团体内部。
大明帝国没有国教，也不会有国教。
宗教信仰只要不影响统治秩序的稳定，信徒只要遵纪守法，那就暂时容许其存在。
“千万要记住，军队和警察要牢牢握在朝廷手中，绝不允许被宗教势力所渗透染指。”
“对族群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或是规定比较明显的经济、行业的分界线，应该是保证稳定的好办法……”
黄立给出的指导是借鉴于殖民者的手段，官吏、军队、警察和商贾主要是华人和归化的明人组成，农民和劳工则是当地土著。
不必在法律上进行规定，只需在招募和聘用上出台限制条件，就足以形成分界线。
但分界线并不是不能跨越的，想要改变，想要上升阶层，就看你自己的努力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