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满清所树起的皇商八大家，正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他们也是成功者。家财万贯，仆佣无数，享尽荣华富贵，个个得以善终。
可惜，在这个时空，因为黄立，一切都将有所不同。
其实，黄立也赞成上面的那句名言。他也在善待商贾，但却是有底线，有标准，有原则。
第一便是爱国，其次才是回报社会。
所谓“商业无国界，商人有国籍”，如果把金钱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不惜卖国，不惜使同胞流血死亡。这样的商人，黄立绝对是不能容忍。
明亡的原因很多，从上到下，要吸取的教训，都要逐渐地总结出来，并一一列举。
哪怕是崇祯的错误，黄立也不打算避讳。因为，作为帝国的领导者，他的责任不可推卸。
受传统忠君思想的桎梏，很多明末士人将明朝灭亡的责任归咎于臣子的过失，而闭口不谈君主的责任。
朋党之争、贪污腐败、玩忽职守，全都是臣子的问题。不是的，也全都推到臣子身上。
而崇祯非但没有责任，反倒是励精图治的中兴之主，“烈皇帝之英明勤敏，自当中兴，而卒致沦丧者，以辅佐非人也”。
当然，在这些主流思想中，也不乏有识之士，指出了崇祯的过失，认为他对明朝灭亡难辞其咎。
比较客气的有张岱，他认为“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反四覆，夕改朝更”。
明末清初的学者戴笠，直言皇帝不善选人用人、无深谋远虑、刚愎自用；
杨世聪则指出崇祯帝的过失：重宦官、轻朝臣，内阁被架空，导致战局失利。
而直言不讳，比较激烈的也有，如莳菊逸民。
针对崇祯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的说法，他直接反问：“亡国之臣，谁使之处枢要、跻仕途？”
在这些言论中，谈迁的分析较为透彻。他认为，崇祯帝虽然“勤俭明敏”，但用人不当、治国无方。
所谓“寄腹心于近幸，忘向者逆案之症创。先帝之患在好名而不根实，名爱民而适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者无一足任。”
黄立之所以一定要分清责任，并不是要把崇祯怎么样。人都死了，还是殉国的，也真的不能怎么样。
但该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不能混淆。否则，责任不清，又如何能惩前毖后，如何能吸取教训？
黄立不能说，不好说，但不代表别人不能畅所欲言。只要他默许同意，印刷刊发，自然会有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嘛！
当然，黄立也会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私货。在他看来，崇祯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三个字，那就是“没担当”。
作为一个领导者，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全盘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