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正亲町天皇面露不悦，以及近卫前久的不断示意下，上杉清定只好暂时不再提议迁都关东之事。
即便如此，由近卫前久负责主持的阵定，已恢复从一位左大臣兼中务卿、藏人所别当、左兵卫督、镇守府将军等职的清定依旧能够参与，并可以在阵定之中提出。
其实，不单单是正亲町天皇不愿迁都，就连大部分的公卿也不愿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京都。
皇室、公家都有非常强烈的京都情节，即便京都已经残破不堪，他们仍然不愿离开，只有极少数有先见之明的公家选择下向各自的庄园或投奔亲近的大名寄食。
而正亲町天皇在重返京都，获知足利义辉的死讯，以及伏见宫一族全族覆灭后，就有意效仿后醍醐天皇进行王政复古，由皇室、公家重掌大权，并重现延喜（901年——923年）之治、天历（947年——957年）之治的盛世。
延喜、天历分别是醍醐天皇和村上天皇在位时的年号，也是后世所认为的平安朝鼎盛时期，是众人憧憬的“圣代”。
而后践祚登基的后醍醐天皇更是非常在意这两个时代。最明显的表现是，他生前就将自己的谥号定为“后醍醐”。从“延喜、天历”时期寻找公家社会的理想、“原本应有”的姿态，对于此事，持明院统的花园上皇等人也给出了积极评价。
但是，与其说“延喜、天历”指的是醍醐天皇和村上天皇治世的具体状态，不如说是一种笼统的“理想之世”，那个时代的具体样子未必被当作模范与目标。
后醍醐天皇的政策试图改变向来的政治习惯，以新的形式整合公家社会，要求从结构上改变公家社会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这就会不可避免地招致不和谐的声音和反作用力。话说回来，后醍醐天皇之所以从非主流派系招揽人才，就是因为他在公家社会中相对孤立，所以不得不这么做。
对于那些因后醍醐天皇的改革而既得利益受损的人来说，后醍醐天皇的权威到底拥有多大效力是相当可疑的。
后醍醐天皇的构想是将秩序的依据收归天皇手中，表现为天皇的意志，并以此来驾驭难以撼动的既成事实。
而在“公家一统”的建武政权之下，武士与公家同台竞技，所以公家的标准也适用于武士。
原本，镰仓时代的体制就是通过幕府这种装置来驾驭、解释武士的行为模式，使其间接地与公家社会相联系。而后醍醐撤走了镰仓幕府这种装置，直接面对武士阶层，甚至想用自己的标准来统一要求武士。
这对武士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最典型的问题是，许多武士对倒幕及其后的秩序形成、维持有功，应如何给予他们恩赏？武士行使武力来造就既成事实，而后醍醐则试图切断这些事实，并要求在其中加入天皇的意志，两者之间的认识差距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