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他是个县城里的人，可能是县城里有文化的那类人。这么闷热的天气，他穿了一身严谨的中山装，甚至连上衣扣子也不解，有密集的汗水从他苍白的满是倦容的脸上淌下。他拘束地站在我面前，迟疑地问我：你是于青吧？
我纳闷地望着眼前这个陌生人，我敢肯定我没见过这个陌生人，但我似乎又在哪儿见过他，这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把我给搞得有点糊涂，听到他问我，我不由自主地点头称是，接着反问他：请问您是？……
一股血色涌上了他原本苍白的脸，他嗫嚅了半天，才说：我……我是王志河。
我的脸颊呼地一下就燃烧起来。岂止是脸颊，我觉得我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王志河，王志河，我在心里无声地重复这个名字，这个被我及我的家人仇恨了将近二十年的名字。
1975年底的时候，我姐姐第二次踏上了父亲的故乡。在寻找二大爷的那些日子里，县委宣传部一个少言寡语的普通干部自始至终陪着她。在那几天里，我姐姐对他的跑前跑后和照顾的周到心存感激，并在临别前再三地把这种感激表述出来。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6年的春天，他写信告发了我姐姐。盘古
至今，我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坦荡和勇气，他没有把自己的名字藏匿起来或者改编一下，他在检举信的最后工工整整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志河。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王志河这个名字成了我们家人的一块心病。我们对王志河这个名字一直牢记在心却没有任何举动，包括当年我的两个年轻气盛的哥哥。对他检举信上的内容我们无话可说，但对他检举信的动机和目的我们始终存了一份疑虑，即便有二十年前的那种政治背景，我们也认为那封信告得莫名其妙。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愿提起这个名字，甚至连想都不愿想。但我们没有忘记这个名字，一直都没忘。忘记一个你仇恨的人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将身后的家门“咣”的一声撞死，在那种巨大的声响中，我寒着脸冷冷地问他：有事吗？
在那种巨响中，他脸上的血色在急剧地隐退，渗出一种白来，一种渗人的惨白。他掏出手帕擦额头和两鬓的汗，我看见他的手在微微地发抖。
擦完汗，他好像镇静下来。他把手里的手帕很仔细地叠好，放进裤子口袋里。做完这一切，他抬起头来，注视着我，用我很小就耳熟能详的口音，说了很多的话。
他说：我知道你们恨我，我也恨我自己，这是实话。他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盼望你们去找我，哪怕打我一顿骂我一顿也好，但多少年了，你们对我置之不理，我很难受，这也是实话。
他说：我鼓了多少年的勇气，才站在这里。我来这里想干两件事。一是亲口对你们说声对不起，我不求你们原谅，我不该原谅，但对不起这句话在我活着的时候我是一定要说出来的，要不，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二是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件事搁在我心里四十多年了，我没人可说，我只你们说。
他说：我是被人家骂着“私孩子”长大的，咱们那儿管私生子叫私孩子。我从小到大，日子从没有好受过。
他说：我母亲生下我没多少日子就自己吊死了。我是跟着我姥娘家姓，其实，我应姓于，跟你们一个姓。
他说：说出来也许你们不信，但现在信不信都不碍事了。我父亲叫于有庆，是你父亲的二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