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科员，哪有我说话的地方？就算是现在，我当了个处长，说出去也算个干部吧，涉及到这种规模的项目，同时只有坐在下面听的资格。领导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敢提什么意见。”
“你真给北大丢人。”
“你倒是不丢人，要不你去找我们计委大主任说说这事？”
“关我屁事。”高凡爆了个粗口，又说道，“你说不上话，总有能说得上话的人懂得这些吧？我就不信你们省确定这个项目的时候找的全是一帮外行。”
胡冬明叹道：“这种事谁说得清楚。我后来听说，在会上的确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认为重钙的市场局限性比较大，我们一下子上了62万吨的规模，万一消化不了就成问题了。
“这时候就有领导说，他在东北农场任职的时候，农场里使用的就是从苏联进口的重钙，用得好好的。
“穆阳的农民目前没有使用重钙的习惯，农技部门加大一点宣传，再搞搞推广，相信农民是会接受重钙的。穆阳也有一部分地区是碱性土壤，用重钙完全没问题。”
“然后呢？”
“然后大家就不吭声了呀。”
“……”
高凡默然无语，这种事的确是没办法的。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那个会场上，并不是没有人知道这位领导的想法存在问题，意识到这一点的人甚至可能并不是他的下属，而是同级别的官员，是完全有资格和他商榷的。
但是，生产重钙还是磷铵，关自己鸟事呢？下头的同志说了，这两种肥料都不错，各有适用范围，不能绝对地说谁优谁劣，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出头力挺重钙，你如果反对，就是不给对方面子，是要得罪人的。
为了一个项目选择哪种技术的小问题，去得罪同僚，犯得着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即便是吴哲夫，看出了这个问题，不也说不方便干涉吗，还要请高凡这个局外人去“说说”。
这里也不是说政府决策中就没有纠错机制。如果持错误观点的那方态度不是那么强硬，只是提出一个设想，其他人是可以很委婉地予以反驳的，对方一般也能及时地悟出自己的错误，从而放弃这个主张。
胡冬明说的情形，应当是那位领导过于刚愎自用了，话说得太满，没给别人留下余地。大家不方便反驳，于是一个决策就稀里糊涂地通过了。
也是，区区23个亿而已，犯得着这样计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