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东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邹国洪最近很烦躁。
妻子说人家家里已经开始买21寸平面直角带遥控的电视机了，自己家里还在看十年前买的14寸彩电，走出去都没面子。
妻子的意思，他很明白。学校里的收入比上有余，比下不足，他的收入加上妻子的收入，能够让他们这个三口之家在省城过得衣食无忧，但要想有啥奢侈消费，就万万办不到了。
妻子是纺织厂的一个女工，当初经人介绍嫁给他的时候，周围的女伴们都羡慕得眼红，她也非常享受那种被人称为教授夫人的感觉。尽管当时他还只是一个讲师，不过社会上的人并不清楚这些职称关系，见着你在大学里工作，就称你一句教授。
在世人眼中，大学教授都是有着极高社会地位的人，想必也是收入颇丰的。
当然，这只是大家过去的看法，这些年大家慢慢就了解到了，其实大学教授的收入并不高，有些“有油水”的政府机关，或者少数效益特别好的企业，里面的干部或者职工收入都比大学教授要高。
妻子所在的厂子已经被原来的厂长承包了，效益没有什么起色，但厂长个人的收入增长了许多倍。厂长夫人，其实原来也是纺织女工之一，现在穿金戴银，没事就在昔日的女伴们面前得瑟。
女工们面上对厂长夫人百般恭维，私底下难免要骂几句。骂完了，觉得不解恨，于是又转向了邹国洪的妻子，说“我们这些人是没希望了，你家邹教授这么大的本事，如果不呆在学校里，出来承包个厂子，不见得就比池玲她老公差。”
池玲就是那位厂长夫人，至于邹国洪的妻子，名字叫闵桂英。
大家的话说得很随意，但其中透出的鄙视与幸灾乐祸，是闵桂英能够听得出来的。呆学校不如承包厂子，这就是大家的价值观。你闵桂英当初不是总显摆你老公是大学教授吗，赚不到钱的大学教授，与咸鱼有啥区别？
闵桂英也不算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但听到的揶揄多了，回到家里也就难免要流露出一些不满之意。她一向觉得丈夫是个有能耐的人，你这么有能耐，怎么就赚不到钱呢？你就不能想办法去赚点钱吗？
邹国洪是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他其实已经很努力地在赚钱了。学校里的收入是固定的，但如果他愿意多上一些课，就能够多挣一点课时费。每课时10元，一门课40个课时，他可以多挣400元。为了能够多争取到一门课，他不知道向教务秘书赔过多少笑脸。
还有一个挣钱的方法，就是去外面上课。外面有些培训机构请大学老师去上课，开价不低，一小时给50甚至100的都有。但培训机构培训的要么是律师资格考试，要么是会计师资格考试，从来没有听说过历史资格考试这种事情，所以这条路对于邹国洪来说是行不通的。
邹国洪其实不喜欢讲课，他更喜欢做学术研究，偶尔写点文章。他曾经把一些历史掌故写成小文章投给报刊杂志，一篇小文章能够赚到几十元的稿费，这也足以让妻子高兴一番了。
身边已经有几位同事因为忍受不了学校里的清贫而下海去了，有人在市里办了个高考辅导班，据说一年就赚了好几万；还有人去了南方，一去就因为才学而被一位港岛企业家看中，当了企业家的幕僚，拿的是港岛的工资，月薪好几千。
邹国洪很眼红别人赚的钱，但又没有胆量下海。他家里是农村的，妻子的父母虽然是省城冯湖的本地人，但也就是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而已，两家都无法给他什么经济支持。他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如果下海之后赚不到钱，全家人就得等着喝西北风了。
“邹老师，外面有人找你，说是记者。”
有从外面刚进来的同事向他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