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二八抗战前，按照何炜的记忆，因为许多军校教官和中高级军官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而且当时总管部队训练工作的训练总监部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军校留学生。
所以国内军队使用的步兵操典几乎都是日本步兵操典的翻译版，而骑兵，炮兵，工兵，通信兵乃至于辎重兵所使用的的操典，也都是训练总监部翻译的日本操典。
随着德国顾问的进入，国内也开始翻译德国步兵操典，中央军部队逐渐向德国战术靠拢，由此还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闹剧。
在德国顾问进入中国后，首当其冲的任职单位就是中央军校，也就是搬迁后的黄埔军校，进入军校后，为了实行德国教育，第一步就是要改用德国的操典来进行教育，
当时的德国操典共分五部：第一部为步兵战斗原则；第二部自单人教练至连教练；第三部为重机关枪操典；第四部为迫击炮操典；第五部为步兵营团教练。
当时只将这五部德国操典中的第二、第五这两部翻译出来，简称“二五操典”。于1932年颁布，定名为《德译步兵操典草案》，在中央军校和教导总队施行。
然而，这一德国操典的推广并不顺利，很快就搞出了乱子，首先是操典在推广使用后，就遭到了主管训练的训练总监部以及陆军步兵学校的反对（陆军步兵学校简称步校，属于南京政府军校体系内的专科军校，主要业务是培训现职军官），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德国味儿太重，不符合中国实际。
反对者们举出的一个理由就是按照操典内的编制，一个步兵连编制有十五个班，每个班都配备一挺轻机枪，那么一个步兵连配备的轻机枪就是十五挺，一个步兵连要十五挺，那一个营三个连就至少四十五挺，一个团三个营就是一百三十五挺起步，当时一挺进口的捷克zb26轻机枪就要一千大洋！
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未免太不现实，以当时的国力，要完成这样庞大的编制装备属实是力有未逮。
还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原因，就是二五操典的翻译质量实在堪忧，闹出了不少笑话，真正德国原本之二五册操典，其内容与在中国的德国顾向所称之内容差别甚大，误错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