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此时也不适合再在农场割橡胶，她被秘密调到力昔县一所小学里当内勤，并在离学校周围租住下单元房，附近不远就有一家中心医院，来往便利，次年的时候生下了我。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面貌是模糊而不具体的，这怨不了我，他常年在外，回家的日子短而少，所以每当我开始要亲近他时，他就又走了，但也很奇怪，你说孩童不记事吧，我偏又记得些事，应该是叁岁那年，有天半夜里都睡下了，忽然听到咚咚敲门声，母亲披衣下地去开门，纱帐匆忙间被扯开一条缝隙，我也惊醒了。
片刻后，母亲搀扶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走进来坐在沙发上，她不晓给谁打电话，挂掉又去端热水拿毛巾，帮他脱了衣服清洗，没过多久，来了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提着药箱，继续替他止血包扎伤口，待他们处理完走后，我才听见母亲低低地哭泣，那男人叹了口气，伸手揽住她的肩膀，挺温和的说：“哭什么！我还没吃晚饭，想你包的菜肉馄饨了。”
母亲胡乱的擦掉眼泪，起身去下馄饨，男人靠着沙发闭眼休息，我虽然不认识他的样子，但对声音却很敏感，他是我的父亲，我记得他的声音。我也讲给你听过，你压根不信，还大大嘲笑了我一番，说我撒谎都不会，或者除非叁岁的孩子有超能力。
不信就不信吧，你这个女人我也是无话可说。
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对父亲新生出一种莫虚有的恐惧，在以后的岁月中，每趟母亲说他什么时候要回来时，我的心就忽的提到嗓子眼，怕他血淋淋地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是那种情景后来并没有发生过，哪怕父亲身上有伤也是处理好后才回来。
还是说回我的母亲，从农场调到力昔后，学校里老师挺多，男女都有，也热情和善，她却始终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冷淡也不亲热，除了公事很少说话，不聚会不应酬，下班就回家，买菜做饭看书，有了我后就悉心照顾我。
她唯一的朋友，是在农场住同宿舍的韩梅，她也是知青。当时割橡胶每天有指标的，达不成就扣工资，我母亲这方面实在不行，韩梅人高马大，有力气，手脚也快，割完自己的再帮着母亲完成指标，后来还充当过一阵护花使者，因此俩人很快结下了革命的友谊，当时组织调母亲走时，也交待要和过去的人彻底做个了断，她没舍得和韩梅断，韩梅隔段时间则会跑来见面，这为日后埋下了祸根，当时谁知道呢，都是凡人，又没开天眼能预知未来。
我以上所述大多是韩梅和父母及禁毒大队警察的只言片语，还有我的记忆拼凑而成的。
我十岁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容我去抽根烟，回来再讲给你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