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阳如此，其他地方亦然，幸好有了雒阳瘟疫的实战经验，光禄勋杨赐依此写下《瘟疫防治论》，奏疏皇帝，刘宏看后，命尚书台行文昭告天下，令各地依文防止疫情传播。
有好事者打听《瘟疫防治论》，待得知其乃一虚岁十三的童子所想，纷纷感叹果然自古英雄出少年。
后来，又得知其出自琅琊伏氏，为西汉伏生后人，另外光禄勋杨赐与郎中蔡邕皆赞其乃佳儿，诗赋极佳后，一时间，有关伏泉伏流川的事迹成为了很多呆在家里，不能随意出户的士人百姓茶前饭后的谈资，可以说这一刻起，“治瘟郎”的名字传遍天下。
名气大了虽是好事，但与愈演愈烈的瘟疫相比，自己这名字不如不要的好。
张仲景再一次被征召入雒阳，很明显刘宏怕死，第一时间就要把医圣请来预备不测，只是神医华佗，天使前去相招时，其已不在家，家人言说“华佗已率弟子出外治病，不知何时可归”。
伏泉闻知此事，暗道定是华佗早已猜到朝廷定会征召他入雒阳，提前带着弟子出外救治染瘟疫百姓去了，至于雒阳，张仲景一定会接受征召，知道其医术水准的华佗还需要再来吗？
二月，壬午，刘宏下旨大赦天下，意在能够得天眷恋，减轻甚至消除瘟疫，同时又下旨陟光禄勋杨赐任司空，杨家也开始了他们顶级门阀世家之路。
不过，迷信行为只能是自欺欺人，瘟疫依旧未有控制迹象，各地虽因《瘟疫防治论》有效的减缓了瘟疫的传播，但依旧不能彻底控制，每日死去之人依旧不少，但与前几次大规模瘟疫比起，死去的人算是少了不少。
对此，伏泉也无办法，在这个医疗设施简陋的时代，瘟疫的传染源太多，而且更有甚者，此瘟疫的源头可能不是汉族大地产生的，极有可能是欧洲人带来的。
为何？
先秦、秦朝和西汉时期，华夏大地极少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病，甚至东汉中前期也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瘟疫，而恰恰是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外交之后，瘟疫才逐渐多发甚至高发的。
所谓的大秦王安敦，其实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至于为何是罗马人带来瘟疫，原因便是在罗马与东汉建交前，入侵波斯，之后西亚突然爆发大瘟疫，与此同时，东汉与其建交后，也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大规模瘟疫。
至于到底如何，伏泉不再多想，他的力量终归渺小，只能暗自祈祷瘟疫能快速终结，不再复有“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悲剧。
当然，也有好消息，江东的叛乱初见成效，汉军已败许贼几战，然因瘟疫之故，汉军亦不敢多有动作，依照防治之法，就地扎营，或许等瘟疫结束之日，便是汉军再攻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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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熹九年，大秦王丹敦遣使自日南徽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选自《后汉书·西域传》）